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出，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这句话差点让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课堂上抬不起头，他还以为自己答得挺快，心里沾沾自喜，结果费米一句话当头棒喝，让他明白光背书可不行。 紧接着，费米没有继续板脸批评，也没当场翻旧账，而是花大力气自己做了一把特长的计算尺，专门带着李政道推公式、列数据，一步步算太阳核心的温度。 折腾半天，结果真的是一千万度，这一回李政道算是彻底服气了，也明白了学物理不能只信书本和权威，得自己动手找答案，认真推敲才算数，这种较真的劲儿，他往后干活、搞科研都没丢。 其实，李政道的起点并不高，那年头国内还打着仗，他连正式的大学毕业证都拿不到，吴大猷写了封推荐信帮他拿了奖学金，才让他能赶着出国。 刚到美国，他还是以“旁听生”的身份进校，可是没多久，他凭着扎实的功底和费米的提点，把芝加哥大学的教材吃了个遍。 费米为何对他这么上心？其实看中的是他的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和动脑筋的思路，只要问题没自己亲手弄明白，他就不肯撒手。 到了1956年，他跟杨振宁联手，踢翻了物理学界一直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两人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理论，直接让一帮大牌物理学家掉了下巴。 第二年，实验数据就跟上来了，俩人也顺理成章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奖，还一度成为中国人的骄傲，可对于李政道来说，得奖不是终点，他的科研步伐一点没慢。 他60多年里写了三百多篇论文，还让自己的研究成为后来五项诺奖成果的“基础地基”，就像他当年研究极性晶体中慢电子问题，没想到别人搞超导理论时竟然离不开他的公式和推论。 李政道的名字跟“天才科学家”这四个字绑在一块，但其实他最放不下的还是中国，他第一次有机会回国，正赶上国家教育还在恢复期，人才严重短缺，他一看就着急。 他不像有些海外名人只是露露脸、开个讲座就走人，他是真心实意想着帮国家解决实际问题，当时国内缺拔尖的学生，他就帮着操办少年班，给有天赋的孩子开绿灯。 后来又自己搭桥牵线，把九百多位年轻人送去北美高校念博士，这就是后来打响名堂的CUSPEA计划，不光是拉了关系，他前几年所有的邮寄和杂费，都是自己掏腰包出的，连他儿子都没意识到。 等中国有了自己的博士，他又帮着推动博士后制度、鼓励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把科研人员的后路也想得明明白白。靠着这些举措，后来走出去的这些学生成了国际学会院士、科技公司老板，中国科技人才体系也一步步搭起来。 等到退休年龄，李政道没选择一直当科学明星，他把奖章、手稿全都捐给了上海交大，活到将近百岁，既没丢掉物理脑子，也没撂下对家国的那条根。 参考信源：李政道与导师费米——华夏经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