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36岁男子和朋友去KTV唱歌时，认识了陪他们喝酒的女服务员。男子和对方相谈

上海，36岁男子和朋友去KTV唱歌时，认识了陪他们喝酒的女服务员。男子和对方相谈甚欢，尽管得知对方比自己大了12岁，已婚且有2个孩子，男子还是频繁的给女子买黄金手链、项链，找女子订包间，花光积蓄后，男子还借了20万。可没想到，女子对他还是爱搭不理，男子心生怨恨，趁女子点歌，从背后掐住女子的脖子，女子被掐晕后，男子放弃施暴，女子安抚好男子，从包间逃出，向同事求助，才躲过一劫，可男子却悲剧了。   黎某的困境，始于长期单身带来的情感饥饿，36岁的他，体重近300斤，性格内向寡言，十多年来始终没能走进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   在婚恋观念相对传统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偏离主流”的状态让他逐渐陷入焦虑，甚至产生了“单身即失败”的扭曲认知。   他渴望被理解、被需要，却又因为社交被动，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建立深度情感联结，2025年3月，KTV成了这场悲剧的起点。   陪酒服务员文某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黎某灰暗的生活，文某比他大12岁，已婚且育有两子，因家庭经济拮据、缺乏其他谋生技能，才选择这份靠提成和小费补贴家用的工作。   或许是职业习惯的礼貌回应，或许是酒精催化下的短暂共鸣，文某与黎某的闲聊，被长期孤独的黎某解读为“灵魂契合”的信号。   即便文某当场坦诚了自己的婚姻状况，黎某也不愿相信这是“拒绝”。   他在心里构建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剧本：文某只是暂时被家庭束缚，只要自己足够真诚、足够投入，总有一天能打动她，这种脱离现实的幻想，成了他后来疯狂投入的精神支柱。   黎某表达“爱意”的方式，简单而粗暴，就是用钱砸，他错误地认为，物质付出是弥补情感距离、打动对方的唯一筹码。   为了让文某多赚提成，他频繁光顾KTV，每次都点最贵的酒水；听说文某喜欢首饰，他毫不犹豫地买下黄金手链、项链，全然不顾自己微薄的工资根本支撑不起这样的挥霍。   文某曾明确拒绝过这些贵重赠与，但黎某却将这份职业操守层面的边界感，曲解为“不好意思接受”的矜持。   他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付出就有回报”的梦境里，越陷越深，积蓄很快见底，可黎某已经停不下来了。   为了维系这份虚幻的“情感连接”，他开始向朋友借钱，甚至背上了高额网贷，短短三个月，他的债务就飙升至近20万元，而他所期待的“情感回应”，却始终没有到来。   文某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从最初的礼貌回应，变成了刻意回避，不再回复他的微信，见面时也保持着明确的距离。   对黎某而言，这种冷淡不是边界的提醒，而是“付出未获回报”的背叛，他的情绪像一口不断加热的压力锅，压力在持续累积，只等着一个爆发的临界点。   案发当晚的拒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黎某再次来到KTV订下包厢，点名要求文某陪酒，几杯酒下肚，酒精放大了他的委屈与愤怒。   当他试图拉文某的手，却被对方毫不犹豫地推开时，长期积累的负面情绪瞬间失控，他失去了所有理性，双眼通红地从背后扑上去，双手死死掐住了文某的脖颈。   近300斤的体重带来的绝对力量差距，让瘦弱的文某毫无反抗之力，仅挣扎了几下就瘫软在地，失去了意识。   直到此刻，黎某才猛然惊醒，他慌乱地用椅子抵住包厢门，颤抖着伸手探向文某的鼻息，感受到微弱的呼吸后，内心的恐惧和悔意取代了愤怒。   他放弃了继续施暴的念头，而这个举动，也成为后来司法机关认定其“犯罪中止”的关键依据。   文某苏醒后，强忍着颈部的剧痛和内心的恐惧，用温柔的语气安抚黎某，趁他情绪稍缓的间隙，借口上厕所逃出了包厢，在走廊里撞见同事后，才终于得以求救。   KTV负责人赶到后，看到文某脖子上清晰的掐痕，当即介入调解，文某明确表示，愿意归还所有赠与的首饰，只求从此与黎某划清界限。   但黎某此时已经陷入了偏执的矛盾中，他一边哀求复合，一边又说出，你没死就算了，我也不想死了，这样混乱的话。   僵持之下，他甚至主动要求报警，可当民警赶到现场后，他又突然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情绪激动地嘶吼，我今天带刀来，就是要弄死她！   民警当场控制住黎某，将他带回派出所调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黎某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且已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考虑到他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继续施暴，有效防止了死亡结果的发生，符合《刑法》第24条规定的犯罪中止情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中止）对其提起公诉。   根据法律规定，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于中止犯，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KTV等娱乐场所的特殊环境，很容易营造出“被理解、被崇拜”的虚幻氛围，这种精心设计的“情绪价值”，对情感缺失的人来说，极具迷惑性。   但本质上，这只是一种明码标价的服务，一旦脱离那个场景，所谓的“灵魂契合”便会瞬间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