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村有一个上大学的推荐名额。
大喇叭喊了三天,说结果要贴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那天我揣着半辈子的指望,挤在人群最前面。
一张大红纸,墨汁还没干透。我从上到下,把那几个字来回看了三遍,手指头都快把裤缝抠破了。
没有我。
名字是会计家的儿子。一个连开会念报纸都磕磕巴巴,念不顺畅的人。
我扭过头,全村人的眼神都在躲我。前两天还拍着我肩膀说“就你了”的叔伯们,现在正低头卷着烟,要么就盯着自己的鞋尖。
会计站在不远处,腰杆挺得笔直,正跟村长握手。他儿子就站在他身后,脸上没什么表情,甚至有点不耐烦。
我爹没说话,就那么转身往家走。他的背,那天我第一次发现,是驼的。
回到家,我娘把饭端上来,又端下去。我爹蹲在院子里,一口一口抽着烟,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没哭,也没闹。
只是把那本翻烂了的数理化习题集,一页一页塞进了灶膛里。火苗“呼”地一下窜起来,映得我满脸通红。
从那天起我才明白一个道理,有些时候,你读烂一千本旧书,都不如人家里的一桌好饭。
那年,我们村有一个上大学的推荐名额。 大喇叭喊了三天,说结果要贴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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