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要追忆的，是那段辗转数千里的峥嵘岁月，是刻在心底的难忘历程。这段往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我只愿用平实的文字，告诉后人：在那段风雨如晦、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红军指战员心中怀揣着怎样的信仰，又以怎样的行动，坚守着革命的初心……
1937年3月，祁连山风雪弥漫，凛冽寒风如刀，刮过冰封的山峦。我和战友们伫立在寒风中，望着主力部队远去的身影，心中满是不舍与牵挂，就此告别，踏上了掩护主力、殊死周旋的特殊战斗之路。
1936年10月，我所在的红五军团，与红三十军、红九军一同西渡黄河，沿河西走廊向新疆挺进。征程之上，国民党军队，尤其是马步芳匪部调集数倍于我军的兵力，对我们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我军先后在古浪、倪家营子、高台等地与敌军展开浴血激战，红军战士们个个英勇无畏、顽强拼杀，重创来犯之敌，可自身力量也在无休止的战斗中不断消耗。两万余人的西路军，一路血战至祁连山下时，仅剩三千余人，这是我军历史上一段刻骨铭心的悲壮历程。
突出敌军重围的西路军，为摆脱敌人骑兵的疯狂追击，从梨园口挺进祁连山。依托山势险峻，我军一举歼灭追敌近一个团，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让疲惫至极的战士们备受鼓舞。一位红军指挥员站在山巅，高举着缴获的敌军团旗，激动地高呼：“我们胜利了！”然而，短暂的胜利并未扭转被动局势，大批敌人骑兵如蜂群般源源不断涌来，我军只能且战且退，处境依旧凶险。
为保存革命火种，西路军总部当即决定，护送徐向前、陈昌浩等主要领导人先行撤离祁连山，奔赴延安汇报情况。同时，趁敌人尚未形成严密包围，命令主力部队抢先突围出山。而要保障主力顺利转移，必须组建一支游击队，承担起牵制敌军、掩护主力的重任，党组织将这份生死攸关的任务，交到了我的手中。
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天焕同志，郑重地向我交代任务：“让你带领游击队，并非要与敌人硬拼歼敌，而是要牵制、迷惑、扰乱敌军，为主力部队摆脱尾追争取时间。完成掩护使命后，队伍分散突围，各自设法返回延安。”在我的请求下，总部又增派郑维俱、刘义两位同志，协助我开展游击工作。
这支肩负重任的游击队，共两百名战士，总部配发的全部装备，仅有一份地图、四十条旧步枪、一百二十发子弹。除却地图，其余皆是消耗殆尽便再无补充的物资，平均每支枪仅三发子弹，仅能用来吸引敌人注意力，根本无法支撑正面作战。为了轻装行军、灵活周旋，我们忍痛将所有笨重物资丢弃山谷，全身心投入游击任务。随后，我们将两百人编为三个支队，分散行动，明确核心原则：尽全力吸引敌军火力、缠住追击队伍，用一切代价保障主力部队安全西进。
游击行动正式打响，山谷间不时响起刻意吸引敌人的枪声。马匪骑兵误以为我军主力仍藏匿于祁连山中，疯狂朝着枪声响起的方向扑来，可每每赶到，却不见红军踪影。敌人恼羞成怒，调集更多骑兵展开拉网式搜索。为进一步提升隐蔽性与机动性，各支队化整为零，以五六人为一个战斗小组，在深山之中与敌人巧妙周旋。我与郑维俱、刘义等七位同志，组成一个行动小组，并肩踏上艰险征途。
三月的祁连山，依旧是隆冬苦寒之景。连绵起伏的群山，被厚厚的积雪层层覆盖，呼啸的寒风卷着漫天雪沫，肆意肆虐，干枯的灌木在寒风中发出凄厉的声响。山间怪石嶙峋、棱角尖利，每一步行走都艰难万分。我脚上穿着的新布鞋，不过数日便被山石磨穿，脚掌被划得鲜血淋漓，钻心的疼痛阵阵袭来，而身着草鞋的战友们，所受的苦楚更是难以言表。
荒芜的祁连山区，百里之内杳无人烟，甚至连飞禽走兽都难觅踪迹，衣食温饱成了最大的难题。为了果腹，我们忍痛将仅有的一头大青骡子宰杀充饥，即便如此，忍饥挨饿仍是常态。曾有一名战士在山脚下偶遇一位老乡，费尽周折买到一斤小米，对饥肠辘辘的我们而言，这一点点粮食堪称至宝。平日里，一斤小米不够两人一餐之食，可在这绝境之中，我们只能像挤牙膏一般，一点点省着食用，支撑着疲惫的身躯。若不是上级提前配发的一斤洋参、一斤藏红花，我们恐怕早已长眠于祁连山的皑皑白雪之中。
我们的饮用水，全靠融化积雪而来，雪水又苦又涩，入腹后肠胃阵阵不适，可极度干渴之下，早已顾不上诸多。睡觉，更是成了一种奢望。每到夜晚，我们只能爬到山势较高处，躺在厚厚的积雪上，裹着破旧不堪的线毯，浑身冻得瑟瑟发抖，彻夜难眠，偶尔短暂合眼，便是我们仅有的休息时光。
与敌人周旋的过程，更是步步惊心。敌人骑着膘肥体壮的战马，在山路上纵横驰骋，而我们忍饥挨冻，拖着沉重麻木的双腿，在尖利的山石上艰难跋涉，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遭敌军追击。我们常常在距离敌人百余米的有利地形开枪，吸引敌人注意力后，便迅速转移撤离，可即便万分谨慎，依旧难免与敌人正面遭遇。
一次，我们正沿着山间小路急速行军，行至山路转弯处时，一队马匪骑兵突然迎面出现，后撤已然来不及。有战友提议正面迎敌，可我深知，凭借我们这几支破旧步枪、寥寥数发子弹，与敌人硬拼无异于白白牺牲。环顾四周，一侧是陡峭直立的山壁，另一侧是百余米长的陡坡，坡上长满干枯灌木，已是别无选择。
我当机立断，命令全体战友顺着陡坡滑下。抵达山底后，我们顾不上喘息，立刻顺着山沟向另一座群山奔逃。身后敌人的枪声密集响起，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所幸战马无法下坡，敌人只能胡乱射击，未能追上我们。这场惊险突围，让我们浑身沾满泥雪，衣衫本就破旧，又被树枝划得满是裂口，脸庞与双手布满道道血痕，狼狈又艰辛。
饥饿、严寒、凶险，重重磨难从未动摇我们完成掩护任务的坚定决心。整整半个月，我们坚守使命、顽强周旋，终于圆满完成了掩护主力的任务，喜悦与欣慰涌上每个战友心头。可此时，敌人早已对祁连山实施严密封锁，出山之路寸步难行。没有向导引路，我们只能凭借手中的地图，摸索着向山口行进。
临近山口时，夜幕已然降临，战友们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再也无力前行，只得席地而坐休整。几名战友为驱散刺骨的寒冷，捡拾干树枝燃起篝火。明火极易暴露行踪，本是军中大忌，可看着战友们冻得僵硬的身躯，我终究心软默许。
篝火刚燃起，远处便有一个身影匆匆跑来，众人瞬间绷紧神经。待那人走近，才发现是另一个游击小组的小战士，年仅十五六岁。他坐在篝火旁，一边添柴，一边低声说道：“这般苦熬下去，实在撑不住，不如投靠马匪算了。”
此言一出，战友们怒火中烧，老曾当即拔出驳壳枪。小战士吓得脸色惨白，支支吾吾地辩解：“别、别动手，我也是为大家着想。”我连忙上前制止老曾，沉声说道：“不能开枪，枪声会引来敌人，况且他还是个孩子。”
我立刻下令众人熄灭篝火、迅速转移，可火势尚未扑灭，敌人的喊杀声便已逼近，显然是篝火暴露了我们的位置，或是被这名小战士引来。心中虽满是气恼，可军情紧急，容不得半分迟疑，我当即大喊：“分散突围，出山再会！”众人闻声，立刻朝着不同方向，奋力冲出敌人的包围。
巍巍祁连，铭记着那段浴血坚守的岁月；皑皑白雪，见证着红军战士不屈的革命信仰。这段艰苦卓绝的游击历程，是我一生难忘的记忆，更承载着西路军将士们至死不渝的忠诚与担当。

耿万福，1905年生，河北任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五军供给部财务科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任命为游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后勤部营房部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部长（副军职）等职，1994年在沈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