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初，津浦线战局急转直下。中央军7月31日发动总攻，势如破竹。8月14日，晋军第三十五军遭受猛烈攻击，被迫向北撤退；两日后，中央军攻入济南，晋军仓皇退往黄河北岸。此时恰逢黄河涨水，晋军在渡河过程中被俘或溺毙者不计其数。
津浦线的全线崩溃，对整个战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晋军第三方面军前线总指挥徐永昌并未因败局而慌乱。他在内黄一带制定了一套极其缜密的撤退方案——部队每日黄昏开始后撤，夜半抵达新阵地；晋军工兵连夜监督民工构筑简易工事，天明前即可据阵防守。各部队交替掩护、依次后撤，井然有序。各部伤病员通过铁路输送，步骑兵主力徒步行军，且战且退。
与此同时，徐永昌连日宴请西北军宋哲元、庞炳勋等将领，席间徐永昌正色道：“万一失败，以今日局势山西陕西仍可自守。我军拟西者则无论矣，拟北者，不论何部何军，有一不退过黄河以北者，本集团军决不过河。诸君信得过徐某，当更信过本集团军。”西北军将领闻之肃然。蒋介石试图分化瓦解，亲自致信徐永昌，“阎百川既无能为力，兄此时再以孤军支持下去，徒苦人民，望有所主张”，又命姚以价致信孙楚、唐生智致信杨爱源、何成浚致信杨效欧等，但晋军各高级将领无一所动，只有一个想法：保全实力，全身北撤。
然而西北军的处境截然不同。石友三、吉鸿昌等将领在战事尚未结束便纷纷阵前倒戈，叛冯降蒋。冯玉祥的26万大军四分五裂，宋哲元部被迫暂驻晋南绛县，孙殿英部龟缩山西晋城。
早在济南退兵之前，一东北巨贾便已悄然挥动棋盘——张学良。
1930年8月底，张学良由北平返回沈阳。9月10日，他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东北军高级会议。会议之上，张学良从容而犀利地剖析了各方：
“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国内统一。我自1926年起便迭次进谏先大元帅停止内战促成统一，但未蒙采纳。昔日先大元帅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请他合作，我方绝不干涉山西内政。阎锡山当时满口应允，韩麟春满意而归。然而不久之后，阎锡山即将先大元帅派赴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自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麟春竟因阎之失信愤懑而死，”张的语气带了几分冷峭，“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复灭，二人应负其责。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派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亦骂邹、谢为叛徒，暂时的结合，将来仍须水火。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
张学良话锋兜转：“他与我们也无特别关系。从收买马廷福，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
众人并无异议。
9月18日，张学良正式通电“拥蒋”，以“巧电”宣告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呼吁和平。他随即发布入关动员令，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两个军——于学忠为第一军军长，王树常为第二军军长，大举入关。
临行前，张学良反复交代：“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声名均很不佳。此次入关，是倡导和平、促成统一，一切都要往漂亮去做。”
于学忠向张学良汇报了两个方案：“我们如只到河北境内，可一枪不放直取之。若万一继续用兵，可佯攻娘子关，另派劲旅直趋大同，山西指日可下。不过，阎锡山那个人不足为虑，山西百姓无辜，不应再受涂炭。我们也犯不上得罪很多人。”张学良当即确认，采用一枪不放的方案进驻平津。
东北军入关并未立即用兵。于学忠在进驻天津途中，利用与河北省主席徐永昌的同学旧谊，预先透信：“系和平接收，决不用兵。”徐永昌了然于胸，晋军顺势撤出平津。
得知东北军大举入关，中原大战各方立刻明白败局已定。10月上旬，东北军和平占领河北，呼吁各方停战。张学良旋即赴南京与蒋介石会晤，研商华北善后。按照事先约定，国民政府决议，晋军的整编问题由张学良全权处理。
整编第一刀砍向了晋军的骨架。大战爆发之际，阎锡山的晋军原有11个军，步兵90余团、骑兵6师、炮兵10团，俨然北洋末期最后一个庞然大物。编遣会议上，张学良提出将晋军削至四个军的初步方案。晋军将领们竭力争取——要求多保留几个军，并要求客籍军队离开山西——最终南京方面只给了四个军番号，由商震、徐永昌、傅作义与杨爱源分领。
然而，整编方案一出，晋军内部顿时暗流涌动。十一支大军骤然削为四军，军长席位只有四个，除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四人外，其余各路将领人人自危，个个不服。孙楚等人甚至暗中串联，草拟了不接受整编方案的通电，欲举兵抗命。
张学良在太原和南京之间走马灯式地往返斡旋。他深知欲使晋军就范，威压之外还需安抚。在整编之外张学良又增设了护路军、骑兵、炮兵司令部，分别由孙楚、赵承绶与周玳统领。护路军辖3个旅，骑兵辖3个旅，炮兵更辖11个团。此外另设三支独立旅。所有晋绥军的编制和饷项，以晋、绥两省的财力为限，防区北起平绥路西段，南抵正太路娘子关以内。
经张学良力保与戴传贤支持，商震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晋绥军的整编至此尘埃落定——四个军为骨架，辅以护路、骑兵、炮兵三支独立力量，既削去了阎锡山的军事羽翼，又缓和了矛盾不至于再引发新的战火。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阎锡山便带着满身疲惫与一败涂地的耻辱退回了太原。这座他经营了二十年的老巢，此刻竟成了一座风雨飘摇的危城。
10月29日清晨，太原城上空忽然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鸣。市民们仰头望去，只见三架涂着青天白日徽的飞机从东南方向压过来，在城北兵工厂上空盘旋一圈后，一枚黑乎乎的东西脱离机腹，拖着尖厉的啸音坠落下来。随着一声巨响，兵工厂附近的民房被震塌一角，弹片横飞，一名路人被炸伤，一只土狗被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毙命。这是太原民众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轰炸的滋味。恐慌像瘟疫一样在街巷间蔓延，人们不知所措地四处奔逃，商铺纷纷关门，平日里熙熙攘攘的柳巷瞬间冷清下来。
11月1日，南京方面的飞机再次光临太原。这一次，炸弹精准地落在了柳巷北头的晋隆饭店。饭店厨房被炸得支离破碎，瓦砾堆里扒出了厨师的尸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两枚炸弹落在太原城内，造成的实际伤亡虽不算大，但政治和心理上的震撼却强烈无比。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老百姓怨声载道：“阎百川惹下这么大的祸，害得我们跟着挨炸！”有激进者甚至公开叫嚷，让他赶紧滚出山西，免得给百姓招来更大的灾祸。阎锡山手下的文武官员也惶惶不可终日，暗地里各自盘算着退路。
1930年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至此,历时7个月的中原大战结束。
内外交困之下，阎锡山不得不考虑下野出洋。
11月初，他在河边村西汇别墅召集亲信商议。赵戴文、徐永昌、杨爱源、商震等人围坐一堂，气氛凝重得几乎令人窒息。
阎锡山面色灰白，往日那副温厚圆融的神态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焦虑与无奈。
“南京方面一再逼迫，令我即日出洋。蒋介石已通电宣告‘平定叛乱’，下一步必不会善罢甘休。”阎锡山慢吞吞地开口，嗓音干涩，“留在这里，只会连累山西父老。我意已决，暂时出洋，避一避风头。”
众人默然无语。
赵戴文沉吟半晌，问道：“百川，你打算从哪里走？去哪里？”
“我已电告蒋介石，定于12月11日由正太路经石家庄赴天津，然后放洋。”阎锡山顿了顿，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旁人不易察觉的狡黠，“不过，那是说给蒋中正听的。”
众人心领神会。阎锡山一生行事，最擅声东击西。在这生死攸关之际，他更不会把自己的真实路线告诉任何人——包括蒋介石，也包括在座的人。
既然决定出逃，就要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阎锡山深知，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山西的根基绝不能丢。他一面安抚文武僚属，一面精心挑选随行人员，同时放出真假难辨的烟幕弹。
最先做的，是散财安众。
阎锡山在河边村私宅中秘密召见各位亲信，按等级逐个馈赠巨款。军师长一级的将领，每人得三万元；旅长及重要文官，每人两万元或一万元；次一级的，也有五千、三千不等。
在那个年月，这笔钱足够一个家庭过上十年安稳日子。阎锡山一边分发银票，一边拍着对方的肩膀说：“我们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我走了，山西还是咱们的山西。你们安心守住，等我回来。”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不少部下当场红了眼眶。
对于出逃的方向，阎锡山心里早已有了打算——先到天津，再转大连，躲到日本势力的庇护之下。但他嘴上却从不肯吐露半个字，逢人便说：“我要去美国考察实业，顺道去日本看看。”他对赵戴文也说的是“先去日本，再看情况”。赵戴文虽是他最信任的谋士，也摸不透他真正的底牌。
接下来是挑选随从。阎锡山多疑成性，对任何人都存三分戒备，常说：“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要时存戒备之心。”此番逃亡，路途遥远，关卡重重，必须选几个既忠诚可靠、又能随机应变的亲信。
他与赵戴文反复商议，最终圈定了两个人：李汝骧和王怀奇。
李汝骧，五台县人，与赵戴文既是同乡又是世交，曾担任德胜口税务监督、内政部科长等职，为人机警，交际面不广，素为赵戴文所器重。
王怀奇，沁县人，曾任省长公署秘书及县长多年，谨慎小心，忠实可靠。
两人都曾留学日本，对东洋情况熟悉，万一需要转道日本，也能派上用场。
人选决定后，阎锡山便召李、王二人到河边村私宅同住，名为“商议行期”，实则是要留在身边再做一番考察。
李汝骧住进阎宅没几天，阎锡山便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持亲笔密函赴天津，面见汪精卫。
此时的汪精卫，处境比阎锡山也好不了多少。
北平扩大会议失败后，他退入太原，小住月余，因蒋介石步步紧逼，又转赴天津，躲在租界里与覃振等人研究扩大会议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汪精卫杜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李汝骧带着阎锡山的信到了天津，几经周折，由朱霁青、覃振代见。二人收下信函，告知：“汪先生近来不见客，任何人都不接见。阎先生的信我们转交，你且回去复命。”
李汝骧返回山西复命时，特意向阎锡山报告：“沿途平静无事，未见任何异常。”阎锡山听后含笑点头，对信的交付却不闻不问。李汝骧后来揣测，阎锡山让他送这封信，用意其实不在信，而在探路——让他亲身走一趟正太路，摸清沿途的检查情况。李汝骧报告“沿途平静”，阎锡山这才放下心来。
原定随行只有李、王二人。不料临行前夕，一个人闻讯赶来，坚决要求护送。此人是前晋南镇守使张培梅。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在晋军中以“刚正耿介”自诩，极鄙弃逢迎阿谀之徒。他看不惯赵戴文的做派，两人素来不和；但对阎锡山，张培梅却忠心耿耿，常以曹操帐下的许褚、典韦自比，把自己当作阎锡山的贴身保镖。
眼下阎锡山落难逃亡，张培梅觉得正是他表忠心的好时机，于是星夜赶到河边村，拍着胸脯说：“百川兄，这条路凶险得很，我张鹤峰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你护送到天津！”
阎锡山深知此人脾气倔强，又实在需要一名武艺高强的护卫，便点头应允。
行装准备得极为简单。除了一个轻便行李卷，阎锡山特意嘱咐厨师烤了一小口袋烧饼，预备路上充饥，这也是他少年时卖饼子的至爱。
他不肯吃沿途店铺出售的任何食物，怕有人在食物中下毒。这并非空穴来风的恐惧——军阀混战年代，下毒暗杀并非稀罕事。更何况阎锡山一生多疑，连理发时都要让卫士持枪对准理发师的太阳穴，以防不测。
阎锡山为了确定自己以什么身份上路，颇费了一番周折。冒称商人，怕途中查问时答不出商界的行话；冒称公务人员，又怕引起怀疑。
恰好李汝骧在阎锡山办公桌上的一堆名片中发现了曲成三的一张名片，印着“山阴县水利公司经理”的职衔。曲成三是五台人，阎锡山的表兄，是个土财主。李汝骧曾任山阴县区长，与之相识。
于是众人决定：阎锡山冒曲成三之名，以到天津要账并看病为由上路；李汝骧改名李龙亭，以店伙计身份陪同“掌柜”出行。
出发时间定在11月29日。而阎锡山此前电告蒋介石的出发日期，是12月1日，对外宣称的路线是正太路。两者相差两天，方向完全相反。
11月29日清晨6时许，天色晦暗，浓雾弥漫。五台县河边村西会别墅门前，只有寥寥四人前来送行——阎父阎子明、总参议赵戴文、行营办公处长梁汝舟，以及阎锡山的表兄曲清斋。
阎锡山从院子里走出来，身上穿着一件灰布长袍，外罩黑绸马褂，脚蹬一双老棉鞋，头上戴着一顶半旧的黑色风帽，这副打扮，活像一个走村串巷的土财主，哪里还有半分“山西王”的气派？
他和李汝骧共坐一号汽车——那辆车原是阎锡山次子阎志宽平日所用，不引人注目。张培梅和王怀奇另坐一辆车，跟在后面，装作与前面车毫不相干的样子。
车队驶出河边村，穿过建安村时，在阎锡山岳父家门口略停片刻。阎锡山的内弟徐士珏出来招呼了一下，阎锡山隔着车窗说了几句寒暄话，便挥手让司机继续前行。
行至忻州时，前方就是汽车检查站。按常规，过往车辆必须停车接受盘查。阎锡山压低声音吩咐：“绕过去，别在站上停。”司机一打方向盘，拐上一条岔路，绕过检查站，直奔忻州通往大同的公路。
就在岔路口，对面驶来三辆小汽车，从阎锡山的车旁擦肩而过。李汝骧从车窗向外瞥了一眼，心头一紧——他认出中间那辆车里坐着的是徐永昌，后面两辆分别是杨爱源、商震。这三人正是赶来河边村为阎锡山送行的，却不料阎锡山已经提前出发，双方在岔路口交错而过，彼此谁也没有注意到谁。
徐永昌一行人到了河边村才知道扑了个空。
汽车驶上雁门关。山路崎岖，车窗外群峰拱峙，苍茫无际，长城残垣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阎锡山吩咐在太和岭口停车稍息。他走下车来，站在路边，双手背在身后，目光掠过层峦叠嶂，久久不语。
雁门关外，是他起家的地方；雁门关内，是他经营了半生的基业。如今，他竟要像丧家之犬一样仓皇出逃。过了良久，他才轻轻叹了口气，转身上车。
继续北行，过了山阴县，在周家堡打尖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一个姓马的当地人恰好路过，一眼认出了李汝骧，便凑过来搭话：“李区长（李汝骧曾在山阴县担任过区长），你这是往哪里去？”
李汝骧心中一惊，脸上却不动声色，答道：“上大同去。”
那人又问：“同行的还有谁？”
李汝骧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曲成三”的名片晃了晃说：“同行的是曲成三曲先生，太原的商人，结伴同行。”
姓马的倒也没有深究，只是热情地招呼：“你和曲先生下车喝口水，歇歇脚再走。”李汝骧赶紧谢绝，推辞说赶路要紧，催司机上路。
这个小插曲让车上的人都捏了一把冷汗。张培梅低声骂了一句：“好险！幸亏那人没认出百川兄。”
阎锡山面无表情，只是将风帽的帽檐又往下拉了拉。
当晚，一行人在大同落脚，住在李汝骧预先安排的一家小客栈里。
安顿下来之后，李汝骧让司机开车返回河边村，阎锡山赏了事先包好的一百块银圆。张培梅与王怀奇随后也进店入住，四人彼此装作不相识，各安其位。
半夜时分，四人乘一辆事先约好的马车赶到大同火车站。
李汝骧将阎锡山安顿在锅炉房里——那地方又闷又热，气味难闻，但好在偏僻，不会引起注意。
阎锡山躺在地上，风帽遮面，继续装病呻吟。宪兵前来巡查，认出李汝骧，问了几句。
李汝骧从容答道：“送亲戚到天津看病。”宪兵见阎锡山脸色灰败、病容满面，没有仔细检查，甚至还客气地安慰了几句。
火车晃晃悠悠地北行。车厢里嘈杂不堪，小贩叫卖瓜子花生的声音、孩童哭闹的声音、旅客高声谈笑的声音混成一片。阎锡山咬了一口自带的烧饼，默默咀嚼，眼睛始终盯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
午后，火车抵达张家口。当时是察哈尔省政府的所在地，原本的主席是杨爱源。杨爱源虽然已经返回山西，但省政府班底基本没动，站上工作人员中有很多山西人，极有可能认出阎锡山。
李汝骧低声对阎锡山说：“百川先生，请到背对站台的车门那边少立片刻，不要让站上人看清脸面。”阎锡山点点头，侧身站到背阴处，佯作向外张望的样子。
果然，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提着信号灯从车厢门口走过，朝阎锡山这边扫了一眼，稍稍停留，似乎在辨认什么。
阎锡山立刻转过身去，用后背对着那人。那人迟疑片刻，终究没有上前盘问，走开了。
火车驶出张家口，继续东行。天黑时分，列车抵达北平西直门车站。站台上灯火通明，军警宪联合稽查队正在逐车逐人查验，一个挎着驳壳枪的少尉带着两名士兵登上车厢，挨个查看旅客的证件。
查到阎锡山一行时，李汝骧递上事先准备好的假通行证。少尉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抬头打量几个人，目光在张培梅身上停住了——张培梅身材魁梧，目光如炬，腰板挺得笔直，一看就是行伍出身。
“你们是干什么的？”少尉问。
李汝骧抢着答道：“跟着曲先生做皮货生意的，我们几个是伙计，从大同到天津去进货。”
少尉似乎不太相信，追问道：“做皮货的？这年头做皮货生意可不容易。”
张培梅向来脾气火爆，这会儿虽然极力忍耐，但还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你得了吧！问这么多做什么？”
少尉一听这话，顿时警觉起来，厉声道：“你说什么？什么叫‘得了吧’？现在是战时戒严时期，检查是例行公事，你有什么意见？”
眼看事情要闹大，李汝骧连忙打圆场，一边赔笑脸，一边悄悄将一张钞票塞进少尉手里，低声说：“长官行个方便，乡下人不懂规矩，您别见怪。”
少尉捏了捏钞票，面色稍缓，哼了一声：“下不为例！”随即，带着士兵下了车。
待稽查队走远，张培梅还在气呼呼地嘀咕：“老子当镇守使的时候，这种小连长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阎锡山低声喝止：“鹤峰，少说两句！”车厢里总算恢复平静。
在西直门换车后，继续南行，到达丰台站。这里要转乘京山线的火车前往天津。阎锡山一行下车到迎宾旅馆简单休息。
李汝骧到站台上探看情况，看到一列装饰考究的豪华列车被调了过来——那竟是当年慈禧太后乘坐过的花车，车厢雕龙画凤，富丽堂皇。
李汝骧好奇地问站上工作人员：“这车开往哪里？”
那人答道：“这车奉令开往石家庄，去接阎总司令到天津出洋的。”
这正是按照阎锡山此前电告蒋介石的行程安排的——12月1日，由正太路经石家庄转赴天津。南京方面信以为真，特意派了专列去接。
李汝骧听罢，心头大定。回到旅馆，低声将此事告诉阎锡山。阎锡山嘴角微翘，与李汝骧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整个声东击西之计，至此已成功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