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28日，我们参加省委工作团的13位青年教师奉命回到西南师范学院。回教研室不久，“革命烽火”越烧越旺，终于有一天吴宓座位旁边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幅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我顿时明白，吴宓要倒霉了。隔了两三天，教研室开会批判吴宓。会上，几位了解情况的人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吴宓，说他反对鲁迅、反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资助牛鬼蛇神，简直反动透顶云云。对这一切，吴宓闭口不言，不置可否。这次批判会，大家说话还有三分客气，也不作人身攻击，还让他坐着接受批判。会后，主持会议的刘遗贤叫我晚上去找吴宓谈谈，松包袱，免得他想不通，出事情（所谓“出事情”就是自杀）。当晚我到了他家，略事寒暄之后，我对他说：“下午大家对你的批判，你要正确对待，你要多学习中央文件，要实事求是地交代自己的问题。实事求是就是有什么问题交代什么问题，没有的事不要乱交代，这样会害人害己。”我一边说，他一边点头称是。我见吴宓神情很平静，不像要“出事”的样子，安慰了他几句就匆匆告辞回家了。谁知当晚他就把我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日记中，末了还加了四个字的评语：“此言有理。”这是后来吴宓日记被抄，看过日记的一位好心人将此情况告知我的。当时我还着实吃了一惊，因为那时他已“升格”为“现行反革命”了，他说“此言有理”那岂不糟糕？不免暗中埋怨他“糊涂”，后来一切趋于平静，我才放下心来。（徐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