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途中，我和罗瑞卿同在一方面军工作，后来在抗大总校和公安军时，曾与他共事多年，对他比较熟悉。当林彪、叶群诬陷他要夺权，有“政变野心”时，我思想上有疑问，所以在炮兵领导同志传达讨论上报关于罗瑞卿问题时，曾表示过一些不同看法，并说过罗瑞卿不可能有政变野心。炮兵党委讨论了罗瑞卿问题后，起草了一份向中央军委汇报的报告，党委确定我修改这个报告。我没有落井下石，无限上纲，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文件上批注圈画起来。我把文件上罗瑞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贯”两字勾掉，批注道：“有一段时期很拥护毛主席”；把报告上的“政变野心”改为“政治野心”；把“他（罗）暂时虚假地跟随毛主席”改为“在一定时间也跟随毛主席”等。这就成了林彪一伙打倒我的罪状之一。因此，1968年1月3日和15日，代理人以炮兵党委名义向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上报我的所谓罪行时，便竭尽诬蔑之能事，如说：“早在1938年罗瑞卿任抗大教育长，欧阳毅任秘书长时，两人就有勾搭。后在1950年罗瑞卿将他要到公安军任政治部主任后，欧长期与罗勾勾搭搭，关系十分密切，罗曾许其到江西省任第一书记。罗的问题暴露之后，他极力为罗开脱，包庇罗的罪行。”恶意罗织，一派胡言。（欧阳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