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父亲刘伯承先后参加过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在同李德、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斗争中，曾两次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职务，但他大义当先，荣辱不惊，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他在强渡湘江中的殿后血战，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善战与智取，在巧渡金沙江中扮演主角的重复诈敌，在彝海结盟中与小叶丹的民族礼赞，在大渡河畔昭示“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的必胜信心，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斗争中的大义凛然……这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留下了千古的绝唱。今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也是父亲逝世20周年。追忆历史，缅怀父亲，我尽我的所知，把父亲在长征途中的尘封往事，告诉读者，留给历史的后来人。
荣辱不惊：长征初期父亲的降职与复出
从1934年起，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的支持下，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我的父亲刘伯承虽然身为红军总参谋长，但由于李德的专横跋扈，既不能“参”也不能“谋”，在作战指挥上也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李德先后五次到前线视察，由于父亲与他的意见相左，一次也没有陪同，因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他当面训斥父亲。翻译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父亲听后纠正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在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前不久，有一次，李德说有急事要到总参谋部去，路上有几个战士在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突然怒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父亲目睹这一幕，严重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感到李德对自己的训斥，有些是工作上的不同见解和争论，他可以做到荣辱不惊，但对我们的红军战士这样无理，实在是令他怒不可遏，便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指着李德，用俄语厉声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你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与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是对我们民族的不尊重！”
李德面对愤怒的父亲和周围的红军战士，吓得未敢争辩便悻悻而去，跑到博古那里告了父亲一状，说父亲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要求罢免父亲的职务。为此，博古找父亲谈话，告知他被降职，到第5军团任参谋长。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在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前，父亲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5军团上任。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等热烈欢迎父亲的到来。父亲到任后，积极履行参谋长的职责，为第5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13师与第34师交替前进。又抽出第13师第37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他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企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突破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第5军团从兴国城外到桃江，一路上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10月25日，第5军团最后过桃江，忽然后面远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侦察员报告说是敌军追上来了。父亲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全军团人马过完桃江拆除浮桥后，敌人也追到了江边，但已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逶迤西去。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终于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是令何键以及粤、桂、黔境的部队进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向湘江前进途中，一天傍晚，父亲率司令部及部分战斗部队，在湘桂边界的文市附近被敌军截断了去路。在不明敌情和地形的情况下，有人建议趁敌人立足未稳打过去。父亲没有采纳，一面让部队隐蔽。一面观察敌人的动静。他看到敌人并未发现，立即命令部队继续隐蔽待命。天黑以后，他命令每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进，终于安全脱离了敌人。事后他对部属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部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让中央纵队的后尾暴露给敌人。
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一部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抢渡湘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至12月1日才渡过湘江。28日，国民党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红军各部队面对配备有飞机、大炮的优势敌军，浴血奋战，伤亡严重。第5军团作为全军后卫，打得尤其艰苦。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战斗中，父亲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董振堂让他先撤过江去，他却坚定地说：“你们都先走，我来断后。”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后，他才率领掩护部队抢渡湘江。当他回望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不禁仰天长叹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中描述了他和广大指战员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沿西延山脉进入贵州东部，于12月15日攻占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中革军委不顾李德的反对，再次任命父亲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23日，博古来到第5军团驻地洪州司，向父亲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革军委对他的任命。
善战与智取：父亲在遵义会议前后的用兵谋略
黎平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乌江，向遵义前进，分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中路是由父亲统一指挥的中央纵队和红1军团第2师、干部团。父亲命令第2师第4团在猪场（珠藏）对岸开辟渡口。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有2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4团以强渡结合偷渡的手段，从江界河突到乌江北岸，乘胜攻占猪场。方面军工兵连在父亲的指挥下以竹筐装石代替铁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中间再以竹筏连接起来，上铺木板作桥面，及时架起了一座5米宽的浮桥。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纵队和第5军团等部顺利通过了浮桥。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父亲立即率部奔向团溪。在行军途中，他向红2师第6团政委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的任务：从团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30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力争智取，秘密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之敌，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
谈话间参谋送来一封紧急电报，是朱德总司令发给他和红3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的。电报命令第3军团渡江后以1个师截断遵义、贵阳间的交通，另1个师加入攻占遵义的行动，并暂归父亲统一指挥。父亲接到这份电报后高兴地说：“这下子更好了，3军团截断了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他们还派一个师来跟我们协同作战，可以更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当时下着大雨，红6团在父亲的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人。午夜过后，红军突然打进了深溪水镇。毫无战斗准备的敌兵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红6团圆满地完成了偷袭深溪水的任务后，插到了遵义近郊。在向俘虏了解清楚遵义城的情况后，红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根据父亲力争智取的指示，经研究后决定化装成敌人，并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父亲。父亲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
很快，第1营第3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十几个俘虏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顺利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但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还是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潮水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没有进行抵抗，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遵义城被红6团顺利夺取。
父亲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德。1935年1月7日21时10分，中革军委通告全军：“我二师今2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父亲与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即赶往第2师驻地。第2师进城后正在号房宿营。父亲与聂荣臻见到第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后下达命令说：“遵义之敌有3个团从北门逃娄山关，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立即出发，夺取娄山关，攻占桐梓城。”并提出了“夺关要快，伤亡要少”的作战要求。耿飚、杨成武齐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根据父亲和聂荣臻的指示，第4团领导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以大部兵力担任正面主攻，以侦察队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侧后。1月8日。第四团发起了攻关战斗。在红军前后夹击下，守关的黔军很快被摧垮，残存者慌乱地向北逃窜。第4团一路尾随猛追，于当天占领了桐梓城，打通了红军入川的通道。同一天，中革军委下令父亲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警卫工作，并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到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防备敌人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可能进攻。
在遵义，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父亲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提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开始准备向川西转移。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准备在泸州渡过长江向川西实行战略转移时，四川军阀刘湘极为惊慌，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并封锁长江，阻止中央红军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进至滇东北扎西（今威信）时，薛岳的“追剿军”8个师已从乌江南岸赶来。由于敌军云集，中革军委遂放弃在泸州渡江的企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
1935年2月27日黄昏，中央红军重新占领遵义城，击溃黔军王家烈部3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历经5天的遵义战斗，共毙伤敌2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子弹约10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3月初，中央红军自遵义再次西进，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展开入川姿态，调动敌人至川黔滇3省边界地区堵截后，却突然回兵，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经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剿”，慌忙调滇军主力6个旅来毕节、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贵阳之围。同时又令薛岳的“追剿军”返回余庆、石阡布防，防红军打回湘西与第2、第6军团会合。红1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红军主力穿过湘黔公路，一路往西，直指昆明，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东西对进，一天走120里，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渡北盘江，4月下旬，攻克沾益、马龙、寻旬，逼近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吓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胆颤心惊，只好调集民团守城。
巧渡金沙：父亲扮演主角重复诈敌的一幕活剧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为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月2日，朱德命令左纵队第1军团从龙街方向渡江，右纵队第3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中央纵队和第5军团在皎平渡方向渡江。并命令父亲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提供准确情报，保证大军渡河。父亲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作战方案。根据父亲的指示，宋任穷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他说：“抢占渡口关系到北上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系到全军的前途命运。不管多么危险艰难，有刘总参谋长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能完成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纵队开路的任务。”
此时，父亲想到了智取遵义城的经验，带领先遣分队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经小仓、龙海塘、施各拉、石板河、脚纳，来到离江边30公里的杉落树镇时，敌区长出来把父亲与宋任穷和几个警卫人员迎进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父亲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上来。
父亲边看文件边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还没有烧的原因：“刚刚接到公文，还没有来得及烧。”父亲听后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问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一一问明之后，父亲才厉声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地带着侦察人员来到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口。船夫见几个大兵和区长一起来了，以为区长要过江办事，打招呼说：“要过江吗？”一个侦察员随机应变地回答：“要的！”并立即登船，就这样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父亲和宋任穷带着前卫连连长赶到皎平渡口后，立即组织前卫连渡江，消灭了对岸厘金局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父亲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看到水深江宽，无法架桥，但在当地船民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大船。父亲喜出望外，便在江边一个山洞里设立渡河司令部，昼夜不停地指挥人马渡江。同时，父亲向朱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这时第1军团在龙街，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3军团正在洪门渡过江，但先头第13团渡过江后，浮桥被激流冲垮，也遇到了困难。于是，朱德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并要求第3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1、第5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父亲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的命令，为防敌军增援，立即命令宋任穷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并带第3营翻山急袭20公里抢占通安镇。第3营连夜出发，在翻过山头时在通安北面与敌人遭遇。来敌是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后，带了两个营赶来增援。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第3营居高临下，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刘元塘在惨败之后，不敢再战，便收容残部逃回会理去了。此仗打完后，指战员们纷纷议论：“刘总参谋长指挥真是英明，昨晚要是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的话，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啊？”
当父亲守候在皎平渡口，目睹后卫部队第5军团第37团最后渡江时，指战员们见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挥他们作战的总参谋长，格外亲热，纷纷打着招呼。父亲也很高兴，大声回答：“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很好，打退了孤军来追的万耀煌部，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这是个很大的胜利。”
从5月4日至9日，军委纵队及第1、第2、第5军团，除第3军团第13团从洪门渡江，第1军团野战医院在鲁车渡江外，中央红军其他部队都从皎平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第9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泸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是父亲戎马生涯中担任主角、重复诈敌的一幕活剧，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剿军”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5月16日了，只好望江兴叹。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议决定组建中央红军先遣队，父亲任先遣司令，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并运用父亲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5月16日，红军进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许剑霜所辖3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许剑霜是当年顺泸起义时父亲手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父亲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剑霜见到父亲的亲笔信后，立即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l军团第1师第1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彝海结盟：父亲与小叶丹在长征路上的民族礼赞
1935年5月20日上午，父亲和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德昌到达泸沽。第1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父亲和聂荣臻接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当晚，父亲与聂荣臻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了解到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24军，其第4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5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1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父亲分析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我们要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向西佯动，迷惑敌人。”
父亲立即起草了电报，交电台发出，但因中革军委正处于行军状态，没有及时联系上。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准备出发，“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还在呼叫。在未能得到中革军委指示的情况下，父亲与聂荣臻商量，决心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出发前，父亲对部队作了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因此，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阻止我们通过，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