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晚9时，父亲和聂荣臻率第1团进入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街头上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居民门前红灯高悬。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父亲与聂荣臻率部入城后，将司令部设于天主教堂。父亲与聂荣臻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21日上午，参谋人员高兴地向父亲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中革军委完全同意父亲与聂荣臻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由安顺场北进。同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父亲与聂荣臻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父亲与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冕宁城经大桥镇、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隐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早晨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肖华和冯文彬带着前卫连和“通司”上去搭话。一个小头目说：“给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冯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他们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冯又给他们200元。
正在交涉之际，一个高大的彝族汉子打着赤膊，腰围一块麻布，赤足散发，带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走来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头人讲和。”于是肖华先去向父亲与聂荣臻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随后跟来。
小叶丹等人来到彝家海子（湖）边时，父亲非常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士兵，知是红军部队的头人，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叩头行礼，父亲连忙上前扶住，不让他行此大礼。两人在海子边坐定，开始了亲切诚挚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弟兄。”父亲说：“那些欺压彝人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接着进行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严：一位彝民拿来鸡。因为没带酒，就用碗在海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拉破鸡脖，鸡血滴在碗里，清水立即变成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父亲和小叶丹面前。父亲面色庄重，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父亲高高地举起大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大碗。同样起誓：“我小叶丹今日同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当晚，父亲请小叶丹等到大桥镇共赴晚宴。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里举行，这里驻着红军先遣队司令部，小叶丹带领一群彝民头领欣然前往。父亲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把大桥镇的酒全部拿来。
席间，小叶丹对父亲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他这种义气是真心的，但父亲知道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红军的力量出气的意思，便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又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
饭后。父亲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小叶丹喜形于色，神采飞扬。父亲又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父亲的教诲深深记在心头，当晚即住在先遣队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第6连走在前头。爬上头一个山垭时，见十几个沽基家的彝民拿着红旗，背着长枪，齐声欢呼着上了山顶，笑眯眯地表示欢迎。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接近红军指战员，双手比比划划，配合一些汉话的词句，说明他们的心意。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得到的人欢呼雀跃，民族团结的气氛非常热烈。
父亲和聂荣臻来到时，小叶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诉父亲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4个人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选20个人到红军里来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父亲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我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10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便把他骑坐的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了父亲。
父亲率先遣队继续前进，一路经过雀儿窝、拖乌、鲁坝、铁寨子等，在小叶丹的介绍下，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交接很有秩序。父亲走后，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父亲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经过7天7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彝民区。
强渡大渡河：父亲说“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
父亲率先遣队第1团通过彝民区后，经岔罗奔安顺场渡口继续急行军。后面第2、第3团已在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更生的率领下跟上来了。5月24日晚上八九点钟，翻过一座山梁，就听见空隆空隆的响声，这就是令人生畏的大渡河了。从山腰向下望去，有一片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先遣队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父亲下令部队停下来隐蔽休息，让警卫员去找第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根据预定的计划，第1团第1营是主攻部队，第2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第3营为预备队。
孙继先快步赶来，他刚想请示有什么任务，聂荣臻却先问他：“孙营长，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率领2万多人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也就是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地方，可没有渡过去。在清兵的追击下全军覆没了。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孙继先这才明白聂荣臻为什么提起石达开，他听后幽默地说：“管他十达开还是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一定能胜利。”父亲听后接上话说：“是的，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但这就要看你们能否强渡大渡河了。”父亲继续说：“安顺场守敌有一个营，你们的任务就是抢占安顺场渡口，想法找到渡船，明白吗？”
“明白了！”孙继先立即高声回答，他知道这先头营任务的无尚光荣和无比艰巨，找船和渡河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他接受任务后立即返回组织全营行动。
晚上10点钟，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守在安顺场的是刘文辉第24军第5旅的韩槐阶营。这支民团武装毫无防备，满以为红军会从大树堡过河。因为在前一天，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第2师政委刘亚楼，奉命率第2师第5团攻占了离安顺场20余里的大树堡，造船扎筏。大造在那里渡河的声势，并扬言要打到雅安、成都，这就有力地掩护了红4团的行动。
当第1营冲入街心的时候，敌哨所里还传出胡琴和唱戏声。第1营指战员顺利地解决了敌人的哨兵，包围了营部。敌人非死即逃。忽然河边响起了一阵枪声。第2连的一个战士跑到营部报告：“营长，找到了只船！”孙继先闻言连忙跟着向河边跑去，只见月光下一只渡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张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狈地站在水中。原来这是南岸唯一的一条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敌营长留下来的，准备风声一紧就乘着它逃到北岸，没想到此刻却成为红军的“救命船”。
父亲来到安顺场，就派参谋去找来一个有经验的船夫，先了解河宽、水深、流速、敌情等，又问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请他多串连一些船夫，帮助红军渡河。报酬是很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的后事都作了安排。第二天，旭日东升，一位40多岁的老船夫带着20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受领任务。
早上7点多钟，1营在岸边集合了。营长孙继先跟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2连组织突击队并由连长点名，挑选了17个人作为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在熊长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父亲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看过来，又看过去。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父亲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正好9点整，便抬头对杨得志说：“发布命令，强渡开始！”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渡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溅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阵紧似一阵。这时，父亲与聂荣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目送在激流弹雨中驶向对岸的渡船。红军6挺重机枪和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
船只直抵彼岸，17名勇士飞身下船，利用渡口岸上石阶的死角隐蔽前进，竞没有伤亡，顺利登上石阶，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这时，一个敌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父亲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命令：“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使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迫使残敌向后溃退，渡口为我完全占领。
随后，大部队一船一船开始昼夜不停地抢渡，但船最多只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1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第1团才全部过河。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抵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对此，父亲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部队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但因水深流急，搞了几次都失败了。
中午时分，参谋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来了。”父亲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父亲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接着详细汇报了强渡大渡河和架桥失败的情况。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l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l军团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大家均无异议，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父亲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进。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1个团，是先1天到的，派出1个营前出20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1师第2团与敌警戒营接触，由于沿途只有一条路可行，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击。我军先后攻占了富林、德绥、铁丝沟等关口要地。29日，父亲率右纵队沿大渡河而上，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
敌第24军第4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龙八布驻防，这里离泸定城50里。袁国瑞派第38团扼守泸定桥，派第11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面警戒。父亲命邓华率第2营绕至敌人翼侧，第1、第3营由肖华率领从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后背一挨打就乱了套，争相向龙八布逃命。此时，左纵队的红4团已向泸定桥发起总攻，守桥之敌第38团团长李全山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便率残部向天全逃窜。红4团于29日17时一举攻占泸定桥。
父亲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月30日凌晨两点钟了，他们不顾连日征战的疲劳，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红4团政委杨成武便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父亲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凭栏俯视大渡河里咆哮翻滚的激流，用力地在桥板上连跺数脚，感慨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了！”
拥抱与分裂：父亲与张国焘的斗争大义当先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2师第4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父亲等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会晤。26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要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问题，父亲遂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此次会议。28日，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红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父亲、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并提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顺利歼灭敌人”。此时的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没有把两万多人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但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于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为了共同北上，中革军委于8月3日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在洮河以东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父亲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但在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噶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5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9月8日，他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
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9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可是，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却下令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北上是行不通的，红四方面军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与父亲，并逼他们表态。朱德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父亲也从容不迫地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污蔑中央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并通过了“南下决议”。会后，张国焘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率部南下再过草地，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张国焘为了支撑他的“中央”门面，强加给朱德与父亲许多头衔。但朱德与父亲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大义当先，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强烈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为此，张国焘对父亲怀恨在心，不久就将父亲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红军大学校长。这是父亲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
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集中川军80个团在名山及其以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与红军展开连续激战。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53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也分别加紧封锁，并准备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
此时，红四方面军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原来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由于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给养发生极大困难，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陕北传来了胜利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部在陕北与第15军团会合，并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1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
2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此时，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部队缩编后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父亲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与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作对比，用红四方面军南下前后的情况作对比，耐心地做说服教育的工作，使许多干部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面前逐渐觉悟起来，感到再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3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重新北上，再次翻越夹金山。父亲随第31军第93师第24团翻越雪山时对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第2、第6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分裂的错误了。”
6月初，朱德率第32军（原第9军团）到甘孜迎接第2、第6军团后，父亲再次任先遣队司令，与先遣队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两人骑马并肩而行，他对刘志坚说；“四方面军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是不对的，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
7月2日，第2、第6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来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2、第6军团和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第32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然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在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父亲等人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父亲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并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父亲也由此走完了他的长征之路。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父亲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并被中革军委第三次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