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王洛宾回到兰州的家，出轨妻子问道：今晚，你住哪儿？ 就这么一句，王洛宾彻底愣住了。他肩上的行李还没放下，那重量好像一下子压在了心上。他眼角的余光扫到，客厅的衣架上挂着一件不属于他的男士西服，料子很好，烟灰缸里有几根抽了一半的雪茄，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檀香味。一切都明明白白，又残忍得不像话。 他没有吵，也没有闹。有时候，男人真正的崩溃是无声的。他只是默默地把门带上，仿佛自己只是个走错门的过客。那道门，隔开的不仅是一个家，也是他的前半生。 当年在北平，王洛宾也是个风云人物。虽然家境一般，但他身上那股艺术范儿藏不住。在师范大学的草坪上，抱着吉他一弹唱，就能引来一圈女生。他写的那些情歌，简单又上头，像“你那红红的脸蛋，好像红苹果”，直白得可爱。 而杜明远呢，她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姑娘。留洋回来，在艺专学芭蕾，大冬天也敢穿着旗袍骑自行车，整条街的目光都跟着她跑。她跟王洛宾，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土得掉渣，一个洋得冒泡。 可偏偏就是这两个人，在一次抗日赈灾义演上看对了眼。战争把所有人都推到了一个岔路口，他们也一样，干脆结了婚，杜明远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洛珊”，把他的姓嵌进了自己的名里，多浪漫。 他们曾以为，有爱就能扛过一切。一路向西，从繁华的北平到荒凉的西宁，现实的耳光扇得又响又亮。西宁的冬天，能把骨头都冻裂。王洛宾是个能吃苦的人，没暖气，点根蜡烛也能写歌；没好菜，啃个馍馍也能哼小调。他觉得，能把热爱的事情当饭吃，再苦也值。 但杜明远不行。她从小没受过这种罪，一开始还咬牙硬撑，后来就天天哭，说自己病了，浑身都不舒服。一个大男人，最看不得自己女人受委屈。他二话不说，放下手里的工作，亲自把她送回条件好一些的兰州养病。 他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分别。可没想到，杜明远一回兰州，病立刻好了大半。人也精神了，又能穿着漂亮衣服去逛街了。王洛宾在信里试探着问：“身体好了就回来吧？”杜明远的回信总是躲躲闪闪，不是说这儿不舒服，就是说那儿还没好利索。 其实，当一个人不想跟你走的时候，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 王洛宾最后一次去兰州接她，得到的却是开头那句诛心之问。他彻底明白了，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几天后，兰州的报纸上多了一则小小的离婚启事，宣告了这段婚姻的终结。 就在他最低谷的时候，生活又给了他一颗糖。他在青海湖边拍一部纪录片，遇见了藏族姑娘卓玛。 他没说一句喜欢，也没做任何出格的事。他只是在那个夜晚，借着牧民家的篝火，写下了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句“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你身旁”，成了后来无数人心中的爱情绝唱。你看，有时候最深的爱，恰恰是那些说不出口的。 这段短暂的邂逅，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生活。但命运的玩笑还没开完。离婚后没多久，王洛宾就因为一些说不清的“政治问题”，被关了三年。出狱后，朋友给他介绍了第二任妻子，黄静。 黄静是个很传统的女人，不浪漫，但踏实。她不在乎王洛宾的过去，也不管他是不是名人，只是默默地为他洗衣做饭，生儿育女。在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是黄静给了他一个可以喘息的家。王洛宾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 然而，1951年，他又一次被捕入狱，这次是十五年。黄静一个女人家，拉扯着三个孩子，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去世了。王洛宾在狱中得知妻子的死讯，一夜白头。 等他再次走出高墙，已经快60岁了。家没了，妻子没了，三个儿子也早已长大，对他充满了陌生和隔阂。他被分配到新疆，成了一个孤独的老头。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他把所有的痛苦和思念，都写进了歌里。《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他的歌，充满了西域风情，却也藏着一丝抹不去的悲凉。 到了晚年，一个叫三毛的台湾女作家，因为读了他的故事，漂洋过海来新疆看他。一个是在爱情里流浪的女人，一个是在命运里漂泊的老人，两人一见如故。三毛在他那间破旧的小屋里，听他弹琴，听他讲过去的故事。 那段日子，可能是王洛宾晚年最快乐的时光。但三毛终究还是要走的，她有她的世界，他也有他的孤独。1991年，三毛自杀的消息传来，王洛宾枯坐了一夜，为她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首情歌：《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 纵观王洛宾的一生，三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都以遗憾告终。杜明远，是他年少轻狂时的炽热爱恋，却最终败给了现实；黄静，是他在苦难中的依靠和港湾，却被命运无情夺走；三毛，是他晚年的灵魂知己，却如流星般划过天际。 我们总说王洛宾是“西部歌王”，是爱情的诗人。可他自己的人生，却像一首唱不完的悲歌。他把最美的旋律留给了世界，却把最深的孤独留给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