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被处决前婉拒房东送的断头饭：“我吃不下”，房东弯腰轻声说：“这碗饭你必须吃，还得慢慢吃、好好吃！”

李凤岐出生于江苏淮安农村，早年生活条件艰苦，村里人多靠种田维持生计。他从小接触到社会不公现象，穷苦人家常受地主压榨，这让他逐渐萌生改变想法。成年后，他加入革命队伍，成为地下党成员，负责情报收集工作。他的家乡优势在于熟悉当地路径和人脉，这在执行任务时发挥作用。1947年12月，组织需要了解淮安敌区情况，他主动承担责任，化装成小贩进入区域。几天内，他通过市场观察和闲聊，获取敌军调动信息，包括部队数量和袭击计划。这些情报对组织防御至关重要，他决定夜间撤离以避开检查点。
李凤岐撤离途中接近南马厂村边缘时，遇到还乡团巡逻队。这些人由当地恶棍组成，手持棍棒，人数约八九人。他们以维护秩序为名，实际欺压村民，抢夺物资。巡逻队中一人是村里旧识，那人曾因李凤岐帮穷人出头而怀恨在心，认出他后立即呼喊同伙上前抓捕。绳索捆绑双手后，他们押解他前往张桥村小王庄，关进村民吴必荣家中。吴必荣家是普通农舍，还乡团小头目与他有亲戚关系，便选择那里暂歇。吴必荣早年与李凤岐相识，知道他加入革命，但面对武装团丁，只能表面顺从。还乡团派两人守门，另派人去敌方报告，期望邀功。
报告返回后，还乡团得知上级无意深究，只命简单审问，若无价值就地处理。这反映敌人当时势力衰退，内部混乱，无暇处理单个俘虏。吴必荣借机准备饭食，包括给李凤岐的一碗。他以乡俗为由，称这是上路前的餐食，还乡团未加阻拦，认为吴必荣老实，不会生事。吴必荣将碗递给李凤岐时，李凤岐初始拒绝，吴必荣坚持要求食用，并在过程中传递工具。碗底藏有小刀铲，这是吴必荣临时准备的脱身物品。李凤岐察觉后，继续进食以掩饰，避免守卫起疑。
李凤岐藏起刀铲后，等待合适时机。守卫在门外闲聊，渐显松懈。他利用刀铲磨断绳索，动作需谨慎以防发出声响。绳子断开后，他观察门外动静。守卫去换班时，他通过屋顶望柴缺口翻出，迅速离开房屋。身后追喊声起，还乡团点灯搜查村子和路口，但天黑路滑，他们未深入村外区域。李凤岐转向乱葬岗，那里坟冢众多，便于藏身。还乡团畏惧夜晚，不敢进入此类地方，搜查很快放弃。李凤岐确认安全后，沿小道返回组织驻地，将收集情报完整汇报。
汇报后，李凤岐未作停留，继续执行组织安排的其他任务。他的经历体现了地下工作者在敌区活动的风险与韧性。类似事件在淮安地区不止一例，许多民众通过日常方式支持革命，如提供情报或掩护人员。吴必荣的举动源于对革命的认同，他并非正式党员，却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这类支持推动了淮安解放进程，1949年当地完全脱离敌控。历史资料显示，李凤岐后来继续从事相关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他的故事被纳入淮安党史记录，供后人学习。
淮安革命史中，地下党活动频繁，1947年正值解放战争关键期。敌方在淮安设立据点，试图阻挡解放军推进，但内部腐败加剧控制力下降。李凤岐的任务属于敌工站系列行动，该站负责渗透敌后，破坏敌方计划。被捕事件发生后，组织调整策略，加强侦查员伪装训练。他的逃脱依赖于民众基础，吴必荣代表了广大农村支持者。他们不求回报，提供帮助，推动革命胜利。类似事例包括其他侦查员通过村民援助传递消息，避免更大损失。
还乡团作为敌方辅助力量，在乡村肆虐，强征粮草，迫害进步人士。他们的组成多为地痞流氓，行为粗暴，村民深受其害。李凤岐早年得罪的恶霸便是此类人，长期欺凌弱者。事件中，还乡团的松懈暴露了敌方整体弱点，他们更注重个人利益而非严密守卫。这为地下党提供了机会窗口。吴必荣利用亲戚关系，巧妙接近李凤岐，体现了民间智慧在革命中的应用。党史研究强调，这种群众参与是胜利基石，没有他们，情报工作难以开展。
李凤岐返回后，组织利用他情报调整部署，成功防御敌方袭击。这次行动保存了力量，为后续进攻淮安奠基。1948年，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优势，淮安敌区逐步瓦解。吴必荣事后未遭报复，继续务农生活。他的贡献虽小，却典型反映了普通人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淮安党史部门收集此类故事，编入地方志。研究者通过口述史和档案，确认事件细节，如关押地点和小刀铲的使用。这些记录帮助理解革命时期社会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