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钟竹筠被敌人逮捕，被作为“共党要犯”押往北海。那年她24岁，怀里的孩子才刚满周岁。

她被捕那天，国民党特务冲进她家的时候，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她把孩子塞给母亲，站起来，理了理头发，跟着特务走了。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孩子哭了，她娘也哭了。她没哭，转身走进雨里，雨很大，把她的衣服全淋湿了。她走得很快，特务在后头小跑着追，一边追一边喊“慢点”。她不理，走得更快。她怕自己一慢，就走不动了。

钟竹筠是广东遂溪人，1903年生，家里穷，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拉扯她。她从小聪明，读书好，考上了省立雷州中学。1924年，她到广州找同学，认识了一个叫周恩来的男人，他跟她讲革命，讲共产主义，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她听完，哭了一夜，第二天就入了党。那年她21岁，是广东南路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她在广州、香港、北海、遂溪到处跑，发展组织，宣传革命。1926年，她在北海建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带着女工上街游行，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喊得嗓子都哑了。那一年，她结了婚，丈夫叫黄学增，也是共产党员，比她大几岁，瘦高个，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两个人聚少离多，可感情很好。1927年春，她生了个儿子，白白胖胖，见人就笑。她抱着孩子，对黄学增说：“等他长大了，也让他参加革命。”黄学增笑了，说：“好，到时候咱们一家人一起干。”

可这个家，没等到那天。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国民党到处抓共产党。广东也遭了殃，广州、汕头、北海，到处是抓人的特务。黄学增被通缉，跑到香港躲了起来。钟竹筠带着孩子留在北海，继续工作。她以为敌人不会注意她，可她想错了。9月，叛徒把她出卖了。特务冲进她家，把她从床上拖起来，她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就被押走了。

在狱里，特务问她：“你的同党是谁？上级是谁？组织在哪？”她什么都不说。特务用鞭子抽她，用烙铁烫她，拿竹签钉她的手指，她疼得浑身发抖，可一个字不说。特务把她丈夫的照片摔在她面前，说：“黄学增在哪？说出来就放了你。”她看着照片，笑了一下，说：“不知道。”特务气得拍桌子，把照片撕了，她也没哭。

她在狱里关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她娘来看过她一次。她娘隔着铁栏杆，看见她浑身是伤，脸肿得认不出来，哭着说：“闺女，你招了吧，娘不怪你。”她摇摇头，说：“娘，我不能招。招了，那些跟我一起干的人就全完了。”她娘跪在地上求她，她闭上眼睛，不再看。她娘走了，她一个人坐在牢房里，哭了很久。她想孩子，想丈夫，想那些跟着她一起闹革命的女工。她知道，她出不去了。

1927年11月，她被押到北海西炮台刑场。那天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不拢，就那么站着，像一棵被风吹了二十四年也没倒下的树。宪兵让她跪下，她不跪。宪兵按她的肩膀，她挣开；按第二次，她又挣开；第三次，两个宪兵一起按，她跪下去了，又撑起来，跪下去，撑起来。宪兵打她的腿弯，用枪托砸她的膝盖，她咬着牙，就是不跪。枪响了，她倒下去，眼睛还睁着，看着天。天很蓝，有几朵云，慢慢地飘。

她死的时候，24岁。她娘不知道，还在家里等她回来。她儿子也不知道，还在襁褓里哭。黄学增也不知道，还在香港躲着。1940年，黄学增被国民党杀害，在海南，36岁。他们一家三口，没一个活到解放。可他们干的事，有人记得。1950年，北海解放，老百姓在街上敲锣打鼓，喊着“共产党万岁”。有人想起钟竹筠，说她要是活着，也该40多岁了。可她不在了，她死的时候，才24岁。

她留下的东西不多，一张照片，一封信。照片是她在广州拍的，穿着旗袍，梳着辫子，笑得很甜。信是写给孩子的，只有几句话：“我儿，娘对不起你，不能看着你长大了。你要记住，你爹你娘，都是干革命的。你长大了，也要干革命。”这封信没寄出去，压在牢房的枕头底下，被她娘收着了。她娘把信藏在箱子里，藏了一辈子，到死都没拿出来。

钟竹筠这辈子，没当过官，没领过饷，没住过大房子，没穿过好衣裳。她一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入了党，干了革命。她死的时候，没跪，就那么站着，站着倒下去的。她的血，流在北海的西炮台，流了九十八年，还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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