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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日军突然打开牢门,日本翻译对9名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八路军战士说:“太

1944年,日军突然打开牢门,日本翻译对9名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八路军战士说:“太君不想让你们受罪,西门外的火车等着送你们‘上路’!”

那扇铁门哐当一声打开的时候,9个人里头,好几个已经站不起来了。 冀中军区警备旅的指导员刘志强被两个鬼子架着往外拖,左腿的伤口已经化脓,脓水顺着裤管往下淌,人烧得迷迷糊糊。他旁边是16岁的小战士王二柱,两只手被绳子勒得发紫,嘴唇干裂出血,可一双眼睛还是亮的。这帮人里头,刘志强算是最“体面”的——至少还能自己喘气。另外几个,有的耳朵被割了一只,有的手指头被掰断了,有的背上全是烙铁烫的疤,衣服粘在肉上,撕都撕不下来。鬼子把他们折腾了整整三个月,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拿烧红的铁条往身上戳,什么招都使了,可这9个人,愣是没一个吐出一个字。

日本翻译说的“上路”,谁都听得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奇怪的是,这9个人被拖出牢门的时候,没有一个哆嗦的。王二柱小声问刘志强:“指导员,咱们这是去哪儿?”刘志强没力气说话,冲他努了努嘴,意思是——到了就知道了。他们被塞进一辆带篷的卡车,车一颠,伤口就蹭着车底板,疼得人直冒冷汗。可车里没人叫唤,只有粗重的喘息声,和车轮碾过石子的嘎吱声。

卡车在西门外的货场停下来,远处铁轨上果然停着一列闷罐火车,车头上冒着白烟。 货场里站着两排鬼子,枪上的刺刀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走过来,上下打量这9个人,像在看一堆死肉。翻译扯着嗓子喊:“太君说了,给你们一个痛快!上车!”9个人被推搡着往火车方向走,王二柱腿软,摔了一跤,一个鬼子上去就是一脚,踹在他腰上。刘志强回头瞪了那鬼子一眼,鬼子举起枪托要砸,被旁边的军官拦住了。

就在这时候,货场外头突然响起一阵爆豆似的枪声。 鬼子们条件反射地趴下,货场里乱成一锅粥。远处有人用中文喊:“趴下!都趴下!”紧接着,几颗手榴弹飞过来,炸起的土块砸在刘志强身上。他一把拽住王二柱,两个人顺势滚到旁边一堆麻袋后面。子弹从头顶嗖嗖飞过,他听见有人喊“快跑”,然后看见几个黑影从货场围墙翻进来,端着驳壳枪跟鬼子对射。那几个人身手利落,专往鬼子堆里钻,打得鬼子阵脚大乱。

刘志强后来才知道,救他们的不是正规军,是当地一支游击队。 队长姓赵,原来是这一带铁路上扳道岔的工人,鬼子来了以后,他拉起队伍专打鬼子运输线。那天他们本来是去炸铁轨的,结果发现货场里停着车,又听见翻译喊“上路”,猜到是要处决人,临时改了主意。赵队长后来跟刘志强说:“那天要不是你们命大,我们也就炸完铁轨跑了。可巧了,我趴在铁轨底下,听见翻译那句话,当时就骂了一句——妈的,9条人命,不能见死不救。”

那场仗打了不到二十分钟,游击队打死了7个鬼子,自己伤了3个。 货场里剩下的鬼子龟缩到车厢后面,不敢露头。赵队长带着人冲过来,一看这9个人,眼眶当场就红了:“这还是人吗?鬼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他们把伤员抬上牛车,连夜往山里转移。王二柱被抱上车的时候,抓着赵队长的手不放,嘴里反复念叨:“谢谢……谢谢……”赵队长拍拍他:“谢啥,咱们是一家人。”

到了根据地,军医给刘志强他们治伤,说再晚来三天,腿就保不住了。 刘志强躺在床上养了两个月,伤还没好利索,就要求归队。王二柱伤轻,一个月就下了床,跑去找赵队长,说要跟着游击队干。赵队长笑他:“你才多大?回你老部队去。”王二柱不干:“我不回去,我要打鬼子,就在这儿打!”赵队长拗不过他,把他留下了。后来王二柱跟着游击队炸了十几趟鬼子火车,1945年鬼子投降的时候,他扛着一把缴获的三八大盖,笑得跟个孩子似的。

刘志强归队以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后来又去了朝鲜。 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是少校。有人问他这辈子最难忘的事是什么,他说:“1944年那个下午,西门外的货场,那几声枪响。要不是赵队长那帮人,我早被埋在哪条沟里了。”1980年代,刘志强退休后回过一次河北,想找当年救他的赵队长。可人没找到,只打听到赵队长1947年打石家庄的时候牺牲了,埋在城外一个无名烈士墓里。刘志强在墓前站了整整一下午,最后鞠了三个躬,转身走了。

有些人的命,是别人拿命换来的。 刘志强活到了2003年,走的时候86岁。王二柱现在还在,快100岁了,逢人就说当年的事。他耳朵不好使了,说话也不利索,可有一句话他说得特别清楚:“要不是那天那几颗手榴弹,我16岁那年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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