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央军委决定给李敏副军职待遇，她说：我父母是我父母，我是我，感觉自己受之有愧。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李敏出生时取的小名是娇娇，这个称呼带着陕北窑洞里的那股土气，父亲后来给她改了正式的名字，叫李敏，姓氏直接选了“李”，这个选择不是随意，而是源于他自己曾经用过的化名“李得胜”，通过这个姓，她被有意拉出那层显眼的家庭光环，从小就被引导去过一种彻底脱离特殊身份的日子，这个名字像一道隐形的提醒，伴随她走过漫长岁月，成了最直接的家规信号。   一九三六年冬，她在陕北保安县的窑洞里降生，那时候条件艰苦，她刚落地就又瘦又小，只能先寄养在农民家里，满月后母亲去学习，父亲忙于事务，她早早被推到外面，四岁那年，她跟随母亲前往苏联，在异乡的国际儿童院度过漫长时光，苏德战争期间，物资极度短缺，她染上严重肺炎，几乎性命不保，母亲在儿童院空地种下土豆，用收获去黑市换取少量牛奶和糖，一点点喂给她，才让她奇迹般挺过来，那段日子让她早早尝到挨饿的滋味，也学会在夹缝中靠自身韧性生存，直到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十三岁，才真正回到国内，中文还生涩，需要从头学起，父亲见到她时亲切地唤她洋宝贝，可这份亲近背后，始终带着严格的界限。   从回国那一刻起，“不能搞特殊”就成了贯穿她生活的铁律，上学报名时，家长一栏不填写父亲的名字，而是由工作人员代填，她平时在学校吃食堂，周末回家跟警卫战士一起用大灶，只有极少数时候才能吃到小灶，有一回外国朋友送来咖啡和牛奶，厨师给孩子们准备了特别的早餐，大家正吃得开心，父亲得知后立刻召集家庭会议，让厨师报出伙食标准，然后严肃指出不能超标，强调馒头就是中国的面包，香得很，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碰过那些额外的东西，父亲还会亲自检查她的衣着，看到稍新的衣物就会询问来源，提醒她注意影响，这些规矩让她从小就把普通内化成一种本能，像身体里的开关一样，随时控制住任何可能冒头的特殊念头。   一九五九年，她与孔令华结婚，婚礼办得简朴，只在中南海设了几桌家常菜，第二天，她就主动收拾简单行装，和丈夫一起搬离红墙，住进兵马司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那是一间十几平米、光线昏暗的北房，从此她成了邻居口中的小李，每天挎着篮子买菜，在公用水管前排队洗衣，冬天和街坊一起搬运冬储白菜，为节省几分钱仔细盘算，孩子出生后，日子更紧，深夜孩子高烧时，夫妇俩轮流背着，踏雪步行去医院，冬日用煤炉取暖，炉烟常倒灌，她一边用蒲扇扇烟，一边悄悄擦拭眼睛，搬出去没多久，中南海的出入证就作废了，她想见父亲，必须层层审批，有时候走到门口也被拦下，只能点头说回去再申请，一九七六年父亲病重时，她几次申请才被允许进去看了一眼，那之后，父女间的见面变得更加稀少。   一九七六年九月父亲逝世后，她的情绪一度非常脆弱，之后近二十年大多时间在家闲居，单位照顾她让她病休，只领基本补助，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旋钮磨得发白也舍不得换，毛衣肘部破了就打补丁，补丁一层摞一层，孩子们说一戳一个洞，她边补边提起外公的睡衣有七十三块补丁还能穿，每个月工资四百八十块，她会抠出两百块给日子更难的妹妹送去，还捎上自家蒸的杂面窝头，八十年代初她严重胃出血住院，押金是同事们凑的，后来丈夫工作调动，日子才稍微松快一些，可她始终保持着平民化的习惯，出门穿着朴素，走在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身份，自己也说早就彻底习惯这样的日子。   一九九六年，中央军委综合她的工作经历和家庭情况，决定给予她副军职待遇，这份安排在旁人看来合情合理，既认可她多年在国防科委和总政治部以普通干部身份履职的付出，也带有对革命先辈家属的关怀，可她得知消息后，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心里一沉，她直白地表示，自己父母是父母，自己是自己，感觉受之有愧，她认为自己大半辈子只是普通干部，没有在重要岗位承担过繁重任务，贡献与这份待遇并不完全匹配，因此她明确拒绝了配车、警卫员和宽敞房子，只接受最基本的关怀，她反复强调不想因为父母的身份，得到超出自己实际付出的优待，这份反应不是客套，而是她一贯坚守本分的真实写照。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共领导人子女的苏联岁月：李敏不知父亲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