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怎么可能像上坟呢？明明上坟那么治愈”（下）

摘自倪伟 中国新闻周刊

有缺憾，才会念念不忘

人们为什么会将浓烈的情感投射到古人身上？

粉古人的史同人，最初往往是被作品打动，其后才延伸至对其人生的探究。李煜是祝青的“自推”，最初她被李煜词的美感震撼，后来读了一些有关他的书，垂直“入坑”。了解更多以后，她发现了李煜在悲情之外的另一些侧面。“他就是一个活人，很可爱。”祝青说。

最让她动情的，还是李煜的宿命感。“他的人生有好多遗憾，最初是个富贵王爷，被推上了皇位，最后沦为亡国之君。这一生太大起大落了。”她说，人们给他带去南京的黄土、故都的酒，都是为了表达这种感怀，“他太遗憾了，至死都没有再回到故国”。

那些被喜欢的古人，往往都具有活人感。隔着时光和纸页，人们还能对他们的处境与抉择感同身受。

祝青会在一些情绪低谷的时候想到李煜，在那些时刻，她更能共情李煜的内心。“想想他的人生所经历的那些大起大落，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小麻烦，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

七夕是李煜的生日，也是他的忌日。每当七夕，祝青总会想起很多。“你生于七夕，死于七夕。总道是宿命。在148年后，北宋灭亡。而你，至今不知葬在何处。那杯鸩酒，是苦是甜？”某年七夕，她写了篇深情的“小作文”。

这些突然被反复拜访的人物，大多拥有不完满的人生。李煜之所以动人，并不只因为文学成就，而是“故国不堪回首”的命运断裂；霍去病的形象之所以鲜明，也不仅因为战功赫赫，更是对他生命在最盛处戛然而止的惋惜；诸葛亮的传奇一生，最终落在“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未竟之志；至于孙权，他一生稳坐江东，却始终没能越过合肥这一关。

他们的人生，并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而是在某个节点上停住了，留下清晰可见的裂口。同人文的写作，很多时候正是在这些裂口处展开的。“有缺憾，才会念念不忘。”云阙说。

对缺憾人生的共情，与当下的社会经验形成某种隐秘的呼应。在路径日益复杂、选择却不够丰富、结果高度不确定的时候，“未完成”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状态。这些现实经验，很难在日常语境中被充分表达，却能在历史人物的命运中找到对应的情绪。

为古人“上坟”，是借助一场面向古人的仪式，为自己的情绪寻找出口。墓前的花与酒、诗与信、供品与药品、真心与玩笑，都属于此时此刻。千年前的失意、未竟与中断，与当下的犹疑、不安与等待，在同一个空间短暂连通。

文化记忆理论（Cultural Memory Theory）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系统提出。强调记忆并非私人经验的简单存储，而是在社会关系、文化框架与权力结构中被不断建构与维系的社会过程。哈布瓦赫指出，个体的记忆总是在群体之中形成、被唤起并获得意义。在此基础上，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进一步将理论深化，指出文化记忆是一种通过符号系统、媒介形式与制度化实践得以长期保存和传递的记忆形态，文本、影像、仪式、纪念碑、博物馆、节庆等，都是文化记忆得以保存与传播的重要媒介。而国家叙事、民族历史、家庭传统与群体话语，则为个体理解过去提供解释框架。过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被当下的社会需求重新解释与赋予意义。年轻人的“给古人扫墓”行为，印证着这一理论，个人在受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对古人形成的记忆，在当下被重新焕活并通过群体性的行为重构出崭新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人探访古墓乃至“制造古墓”的行动，是在参与一种历史记忆的再生产。看似戏谑的行为，实则是当代人对历史进行情感化占有的一种方式。

千年树洞

2025年秋天，在茂陵博物馆霍去病墓前，访古爱好者江承宇看到一封信，称霍去病“小霍将军”，结尾祝福：“下次人间，不妨走得慢些……”两年前他到访过霍去病墓，墓前只有两束花、一张卡片，两年后墓前已经鲜花成海。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信件，博物馆整理了80封，展示了出来。短短两年，霍去病“翻红”了。

在诸葛亮的武侯墓前，一位年轻妈妈写道，自己为照顾孩子，换了份时间自由但并不满意的工作。“一个人每天处理很多事，实在太难了。”她更理解了诸葛亮的不易和刚强。她还请诸葛亮代为向她妈妈问好，说自己不放弃，就是对妈妈最好的怀念。“保重，泪之。”结尾写道。有人写信向古人谈起自己升学失利、求职不顺，又不愿做“啃老”的闲人，希望以古人为榜样，锻炼能力。

他们将古人作为自己的“树洞”。在缺乏确定性的人生阶段，至少古人是确定的、稳定的、笃定的，他们不会“塌房”，不再改变，也不会消失。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在《液态现代性》中颇有洞见地提出，当代社会是一种“液态现代性”，社会形态不再有足够的时间凝固，人们生活在永恒的临时状态中，没有什么是可以依赖的长期承诺，包括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多变、不确定、未完成和不彻底的状态，带来了不安全感。于是，前现代社会的古人，则带来了一种对稳定的想象。

处于流动社会中的个体身份是不确定的，永远处于对身份的寻求中，粉丝身份就是当代青年寻求到的最重要的社会身份之一，填补了传统社群弱化后的认同空白。

根据唐纳德·霍顿和R.理查德·沃尔提出的“拟社会关系理论”，粉丝与偶像之间是一种单向、虚拟但情感真实的“拟社会关系”——粉丝深度了解、情感投入，偶像却不知其存在。这种关系无冲突、无拒绝风险，且高度可控，是一种“不会受伤的亲密”。

这一理论也指出，现代社会走向原子化，孤独感更为普遍，粉丝社群提供了低成本、高接纳的身份锚点。群体仪式不断强化着粉丝的集体感，让个体在集体行动中获得存在感与价值感，抵消现实中的无力感。

对历史人物的“追星”，就是一种单向度的情感投射。人们从历史中获取安慰，也随着自己的情绪打扮着历史。扫墓，则是一种付诸行动的情感仪式。

江承宇热爱访古多年，他亲眼见到了这阵“扫墓热”的兴起。这阵热潮是从2024年开始的，古墓的游客越来越多，网络攻略和感受分享也越来越丰富。“很多并非知名景点，甚至是在乡村里没有完全被开发的墓，都成了大家的目的地。”作为一个“旁观者”，江承宇说，“史同圈带动了访古扫墓，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啊。表达敬意也好，用自己的方式帮他们实现未完成的愿望或者弥补遗憾也好，都是一种与历史的对话。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墓在荒郊野岭，开发程度有限，可能要多多注意安全”。

人们真的会在古人身上找到安慰。去年夏天的一天，天气燥热，云阙跟家人吵了一架。家人催她相亲，可她才大三，她觉得谈这些太早了，很烦。那天她正好去了荥阳的刘禹锡墓。到了墓园，一阵风吹来，想起刘禹锡的人生，她逐渐平静了下来。

“他的人生很苦的，但是他以乐观豁达著称。”云阙说。炎夏之日，墓园还有人在唱戏，听着听着，她就愉快了起来，“突然感觉，这是一个能给我幸福的地方，大家都在愉快地做着自己的事，是那么怡然自乐”。

在元文懿高中备考“很灰暗”的那段日子里，是元白的诗歌，以及有关她另一位“自推”卫青的歌曲陪她度过的。想到古人的境遇，她觉得能借来一些动力。

江承宇则多年寻访有关苏轼的遗迹。在人生中的一些艰难时刻，他会从苏轼的作品和人生中感受到豁达与洒脱。在桂林的桂海碑林，他见到了一块元祐党籍碑，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名字都在其上。刻石者的原意是想让这些“异己”臭名昭著，但苏轼等人最后还是青史留名，历史作出了公正评价。

“生活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当下的得失就没那么重要。会有一些非议，会有不好的声音，但是没关系，时间会给你答案。”江承宇说，“这是访古中，我收获的很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