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夜卷走金库黄金，8000红军困死怀玉山，方志敏壮烈就义，解放后竟敢要官当驻苏大使 主要信源：（《党史纵横》——2016年第9期，第46-50页） 曾洪易是江西万安县的一个农家子弟，因为读书努力，考进了南昌的好学校。 那时国家不太平，各种新思想传播快，年轻的曾洪易很快参与进去，后来又成为南昌地区很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5年，他带头搞学生运动支援上海工人，被学校开除。 组织上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材，就派他去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 学完回来，他在青年团中央做过事，编过杂志。 后来，他得到当时党内负责人王明的重用，被派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去当“中央代表”。 这个任命改变了他的人生，也给那里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 到了赣东北，曾洪易觉得自己是“中央派来的人”，架子摆得很大。 他完全否定原来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做的工作，拉拢了一批听自己话的人，把有实际经验的本地干部挤到一边，自己抓了大权。 他机械地执行王明那一套做法，在根据地搞得有点过火。 他的做法搞得大家心里不安，地主富农更恨红军，中间派也开始动摇，反而让贫苦农民有些孤立。 这段时间，根据地内部的团结和工作都受了不小影响。 曾洪易是个读书人，不懂怎么打仗，胆子也比较小。 国民党军队对苏区搞第三次“围剿”时，修了很多碉堡，一步步推进。 方志敏他们主张避开敌人强的地方，用灵活的办法打游击。 但曾洪易批评这是“逃跑”，硬要红军去强攻敌人的坚固工事，想打通去中央苏区的路。 结果红军战士虽然勇敢，但伤亡很大，根据地也丢掉将近一半。 后来纠正了他的错误，情况才好一些。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时候，他又多次说些悲观消极的话，影响部队士气，对革命造成很大损害。 后来，赣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差，曾洪易被调到一个很偏的地方工作。 在白色恐怖的压力和对革命前途悲观的情绪下，他的思想彻底改变。 1935年，他在上海找党组织没找到，遇到了一个已经投靠国民党的同乡。 在这个同乡的劝说和引诱下，曾洪易最背叛了革命成了叛徒。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为曾洪易俄语好，国民党就用他，主要给来中国帮忙打日本的苏联航空队当翻译，后来也在国民党的一些部门翻译俄文资料。 虽然他说这工作也是为抗战出力，但他服务的是国民党，他叛徒的身份没有变。 抗战胜利后，他在国民党那边混得不好，就带着老婆悄悄回到老家万安县，开了个小诊所，对外从不提过去的事，想隐姓埋名过日子。 时间很快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快打完了，万安县也要解放。 眼看世道要变，曾洪易心里那点想法又活泛起来。 他觉得自己毕竟是“老革命”，以前还当过“大官”，现在共产党要坐天下了，自己说不定还能被用起来，过上好日子。 他一亮出“老红军”、“老政委”的身份，那些人马上怕了，反过来巴结他。 县里一些有头脸的人也推他出来维持地方，迎接解放。 解放军进了万安，曾洪易表现得特别积极，动员群众送粮送草，看起来像个“功臣”和“管事的”。 他主动去找新来的县委书记，讲自己的“革命经历”，要求组织上安排工作，甚至还提到别的党员都有党证，暗示自己也该恢复党籍。 新书记不清楚他的底细，看他有点文化，说话也行，就暂时答应可以考虑安排他到县中学教书。 但为了稳妥，没马上办手续，只是让他回家等消息。 这让曾洪易有点飘，以为这事已经板上钉钉。 可是，他的材料一层层报上去，一到省里，情况就全变。 当年在赣东北工作过、知道他那些错事和叛变行为的老同志，看到曾洪易的名字，又吃惊又生气。 这个当年执行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大损失，后来又叛变投敌的“祸害”，竟然还敢冒出来装革命干部，想混进新政府？ 省里领导马上指示：立刻抓起来！ 为了办得稳妥，当地组织没直接抓，想了办法。 他们派人告诉曾洪易，说省里重视他这种留过苏的人才，要调他去吉安教俄文。 曾洪易一听，觉得是被重用了，想都没想，收拾行李就去了吉安。 到了吉安，有关的人跟他简单谈了谈，又说省里主要领导要见他，就把他带往南昌。 一路这么过来，最后他被带进了江西省公安厅。 到了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不是去工作，是被抓了，但已经晚。 在公安厅，他还抱着幻想，写了书面报告，不但细说自己的“革命经历”，还提了三点要求。 一是要恢复党籍、补发党证、分配党内工作。 二是说自己有病、家里有老母亲和小女儿要照顾，请求分回万安工作。 三是如果不行，就让他回万安行医。 这些要求，当然没人理。 不久，他就被押到北京，关进了监狱。 经过严肃审理，在1951年10月判了他死刑。 不过，在枪毙之前，他得了肺病，死在了监狱里，终年47岁。 曾洪易这个人，开头有点革命热情，后来因为路线错和意志不坚定走上歪路，最后成了叛徒，死在牢里，这里的教训，值得人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