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读夏商周的历史，都会被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搞得头大。商汤叫天乙，纣王叫帝辛，还有太甲、盘庚、武丁、妇好，周朝有周公旦、召公奭、闳夭、散宜生，春秋时期更有夫差、阖闾、烛之武、介之推这些听起来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名字。

很多人不禁会问，难道古人的审美真的这么奇特吗？

其实不是古人审美有问题，而是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三千年前的文化，自然会产生隔阂。那些在我们看来奇怪的名字，在当时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甚至还带着神圣的意味。

最典型的就是商朝的 "日名制"。商朝三十多位君王，名字里几乎都带着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天干字。从开国君主天乙（商汤），到亡国之君帝辛（纣王），无一例外。

这种命名方式源于古人对太阳的崇拜，当时的人相信天上有十个太阳，轮流在人间当值，它们的名字就是这十个天干。君王按照自己出生那天的天干来取名，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王权天授，神圣不可侵犯。

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有效。在那个凡事都要占卜、事事都要看天意的年代，把自己的名字和太阳挂上钩，就等于给自己的统治加上了一层神权的外衣。

不仅君王如此，贵族、平民甚至女性也纷纷效仿，甲骨文中随处可见父丁、鱼父丙、妣辛、妣戊这样的名字。为了避免重名，人们还会在天干前面加上大、小、太、祖、武、文等字来区分，比如大甲、小甲、太戊、武丁、文丁。

到了周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周人虽然也信天命，但更注重人事，不再像商人那样极端崇拜太阳。于是命名制度也变得更加系统化和伦理化。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桓公生了太子，问大夫申繻该怎么取名，申繻提出了著名的 "五则六忌" 原则。

五则是信、义、象、假、类。信就是以出生时的特殊标记为名，比如唐叔虞出生时手掌上有个 "虞" 字，就取名为虞；义是根据祥瑞现象命名，比如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取昌盛发达之意；象是以相似之物命名，比如孔子名丘，就是因为他头顶凹陷像尼丘山；假是假托万物之名，比如宋昭公名杵臼；类是取与父亲类似的名字。

六忌则是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为名。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事物，如果用来取名，将来避讳的时候会很麻烦。比如晋僖侯名司徒，结果晋国就把司徒这个官职改名为中军；宋武公名司空，宋国就把司空改名为司城。

除了这些制度性的原因，还有几个因素也导致了先秦人名看起来奇怪。首先是语言差异。当时华夏大地上有很多不同的部族，说着不同的语言。比如吴国和越国的人说的是古越语，和中原汉语差异很大。夫差、阖闾、勾践这些名字，其实都是古越语的音译，就像我们今天翻译外国人名一样，听起来自然会觉得奇怪。

其次是姓氏制度的不同。夏商周时期，姓和氏是分开的，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姓用来别婚姻，氏用来别贵贱。当时只有贵族才有姓和氏，平民和奴隶大多只有名，甚至连名都没有。

而且氏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人可以因为封地、官职、祖先的谥号等原因而有不同的氏。这就导致了同一个人可能有好几个称呼，比如商鞅，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叫卫鞅；后来被封在商地，就叫商鞅；他姓公孙，所以也叫公孙鞅。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是文字数量有限。商朝的甲骨文只有几千个字，周朝的金文也多不了多少。很多我们今天常用的字，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所以古人取名的时候，选择范围比我们小得多，只能用那些已经存在的字。

其实每个时代的名字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喜欢叫建国、援朝、卫东，七八十年代的人喜欢叫伟、丽、娜，九十年代以后的人喜欢叫梓涵、子轩、一诺一样。

夏商周时期的那些奇怪名字，不过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而已。当我们了解了背后的原因，再看这些名字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反而能从中读出三千年前古人的信仰、习俗和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