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前，我党派人联系四川军阀杨森，并提出了4个要求。杨森表示：我只能保证我的部队撤离重庆时不破坏城市，骚扰百姓，其他条件都不可能答应。
 
1949年11月的重庆，解放军的炮声就像催命符一样，一天比一天近，蒋介石在城里坐立不安，满脑子都是怎么跑路，还琢磨着临走前把这座千年山城炸个稀巴烂，绝不留给共产党。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川东地下党心里跟明镜似的，重庆城里那么多老建筑、工厂还有老百姓，真要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瞎折腾一通，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
 
他们思来想去，觉得得找个人去做做当时重庆卫戍总司令兼市长杨森的工作，这人是四川广安人，手里握着不少兵，重庆的安危基本就攥在他手里。
 
找来找去，就找到民主人士鲜英头上了，这人跟杨森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老同学，几十年的交情，知根知底，说话能到一块儿去。
 
鲜英一听这事儿，立马就答应了，不过他也犯了难，直接去杨森官邸太扎眼，容易被特务盯上，最后一拍大腿，让自己儿子鲜恒去最合适，一来鲜恒是进步青年，对保护重庆的意义门儿清，二来他还在跟杨森的女儿处对象，去家里串门子名正言顺，不容易引起怀疑。
 
1949年11月23日，鲜恒揣着地下党交代的四个硬条件，心里七上八下地来到了杨森的公馆“渝舍”。
 
杨森这老狐狸，别看表面上对蒋介石点头哈腰，心里跟个小算盘似的，噼里啪啦算得清楚，他知道国民党这船要沉了，可自己跟蒋介石绑得太紧，想全身而退哪有那么容易。
 
鲜恒也不绕弯子，坐下就把我党那四个要求原原本本说了一遍：第一，得全力保护重庆城区，不能让任何人搞破坏；第二，想法子把那些被抓起来的革命志士救出来；第三，带着自己手下的第20军就地起义，归顺人民；第四，要是有机会，就配合着把蒋介石给抓了，送到解放军这边来。
 
杨森听完，手指在桌子上敲了半天，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回，最后长叹了一口气，跟鲜恒交了底。
 
他说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要是真把重庆给毁了，那可是要背上千古骂名的，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至于保护重庆这事儿，他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的部队撤离的时候，绝对不会破坏市区的一砖一瓦，也不会让士兵去骚扰老百姓，谁要是敢不听话，他亲自军法处置。
 
可说到后面三个条件，杨森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啥也不干。
 
他苦着脸说，那些革命志士都关在渣滓洞、白公馆，都是军统毛人凤的地盘，他一个卫戍司令插不上手，搞不好还得把自己搭进去。
 
 
率部起义？更是没门儿，他跟蒋介石这么多年，手里沾了不少共产党人的血，真要是起义了，蒋介石能饶了他？他的老婆孩子也得遭殃，这买卖太亏，他可不干。
 
还有抓蒋介石，杨森更是觉得鲜恒在开玩笑，说老蒋身边保镖一大堆，还有军统特务层层保护，别说抓他了，就是靠近点都难，再说自己还指望着老蒋给条活路，去台湾呢，怎么可能反过来害他。
 
鲜恒一看杨森态度坚决，知道再劝也没用，能让他答应不毁城、不扰民就已经很不错了，赶紧回去把情况跟地下党汇报了。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蒋介石就坐着美龄号专机跑了，1949年11月30日凌晨，飞机刚从白市驿机场起飞26分钟，解放军就把机场给占了。
 
杨森也没含糊，当天上午10点左右，坐着吉普车在城里转了一圈，算是跟这座他待了好几年的城市告别，然后就带着部队撤了，临走前还特意下了死命令，谁也不许搞破坏，谁也不许欺负老百姓。
 
后来有人回忆，解放军进城的时候，重庆城里安安静静的，那些重要的工厂、学校、医院还有老建筑，都好好地立在那儿，老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一点没受战乱的影响。
 
虽然杨森最后还是去了台湾，一辈子也没敢回来，还干过下令杀害自己亲侄女杨汉秀这种缺德事儿，可就冲他守住了不毁城、不扰民的承诺，也算是做了件积德的事，让重庆这座山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少受了不少罪。
 
现在再回头看这事儿，不得不说杨森这老军阀心里还是有点数的，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做了要遭天谴，比起那些一门心思跟着蒋介石搞破坏的家伙，算是有点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