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为什么支持阶级斗争？1991年10月份，钱老与于景元、钱学敏谈话时说过，“整个咱们的科学技术体系要建立起来，这当然包括阶级斗争。现在这种国际环境，我就主张用军事科学这套东西来跟你斗。

主要信源：（乌有之乡网刊——钱学森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产业革命理论）

1991年10月，已经80高龄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与学者于景元、钱学敏的一次谈话中，说出了一番在当时乃至今天看来都极具分量的话。

他指出，中国要建立自己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必须包含阶级斗争的内容。

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他主张运用军事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来应对挑战。

这番话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很容易被简单化甚至曲解。

只要深入了解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以及钱学森本人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就能明白，这绝非一位科学家的激愤之语。

而是历经沧桑、洞察世事后，对国家前途命运最清醒、最深刻的战略判断。

钱学森对于国际间这种“斗争”的残酷性，有着切肤之痛。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他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和顶尖科研条件返回新中国时，便亲身领教了所谓“自由世界”的另一面。

美国当局深知这位空气动力学家的价值，不惜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其归国。

钱学森被无理拘禁，行动受到严密监视，长达五年时间处于变相软禁之中。

美方曾公然表示，他一个人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绝不能放回中国。

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在国家和制度的根本利益面前，西方所谓的“科学无国界”与“自由平等”口号是多么苍白。

他们的繁荣与优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国技术、人才和资源的控制与汲取之上。

这种国家间的博弈，本质上是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竞争，是不同道路和制度之间无法回避的较量。

因此，当钱学森历尽艰辛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后，他将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奠定国家战略安全基石的事业中。

他隐姓埋名，深入戈壁荒漠，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外部援助几乎为零的困境下，带领科研团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他亲自主持并参与了我国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为“两弹一星”这一彪炳史册的伟大工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通过领导这些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国防尖端科技项目。

钱学森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自主可控的军事科技。

一个国家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就没有立足之本，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发展成果，甚至可能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他亲眼见证并亲手参与铸造了国家的“盾牌”与“利剑”，深知这背后需要怎样的科学体系作为支撑。

所以，在1991年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钱学森提出将军事科学思维纳入国家科技体系总体建设，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

当时，国内面对西方制裁和“历史终结论”的喧嚣，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有人觉得，既然冷战结束，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就应该全力搞经济建设。

国防和军事科技可以暂时缓一缓，也有人对西方的技术抱有幻想，认为可以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实现发展。

但钱学森以其科学家的严谨和战略家的眼光，看到了表象下的暗流涌动。

他明白，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不会因为苏联解体而改变，反而可能因为少了制衡而变本加厉。

经济与国防，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没有强大的国防科技作为后盾，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随时可能在外力冲击下崩塌。

他所说的“斗”，绝非主动挑衅或穷兵黩武。

而是强调要以军事科学所蕴含的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战略预判能力，来应对国际间复杂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博弈。

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目的是以实力求和平，以自强谋发展，确保国家在惊涛骇浪中能够行稳致远。

那些仅仅从字面理解，认为钱学森观点“过时”或“偏激”的人，往往忽略了其话语中蕴含的宏大格局和深沉忧思。

钱学森的眼里，从来没有个人的得失荣辱，他毕生所思所虑，皆是国家的安危与民族的未来。

他从旧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历史中走来。

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立起捍卫主权的钢铁长城。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求不来的，国家的尊严与安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的那番谈话，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中国面临空前外部压力的关键时刻，发出的清醒警示和坚定宣言。

此后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一步步印证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

中国顶住了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防科技和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也实现了一系列突破。

正是因为有了像“两弹一星”这样奠定的坚实基础和形成的自立自强精神，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稳住阵脚。

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逐步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和战略围堵，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