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22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几个人抬着一副简陋的担架，缓缓走进了刑场。担架上躺着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时不时咳出鲜红的血块。这个人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但他是被抬来枪毙的。

此刻在担架上喘气的中将，二十多年前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曾在孙中山面前当众打盹。那是1924年，李友邦刚从台湾出走，考进黄埔军校第二期。因为只会闽南语和日语，课堂上几乎什么都听不懂。

有次孙中山亲自演讲，台下师生全程肃立，偏偏李友邦靠着椅背睡了过去。值星教官发现后悄悄捏他大腿，这一幕落入了孙中山眼中。

演讲结束，孙中山把他叫到面前，教官连忙解释说这是台湾来的革命青年，只通日语和闽南语，孙中山随即改用日语和李友邦交谈，两人竟聊的十分投机。

这件事之后，负责侨务的廖仲恺把李友邦列为重点栽培对象。廖仲恺本人立场偏左，亲苏联共，再这样的氛围下，李友邦的政治倾向越来越向左靠。

1925年9月，李友邦从黄埔毕业，被委派主持"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向岛内宣传大陆革命形势，动员台湾青年回大陆。

1927年国共分裂，李友邦不愿跟着反共，悄悄转到杭州从事左翼活动。1929年，李友邦秘密加入共青团，在杭州各高校发展组织。

1932年初，李友邦在国立杭州艺专担任日语教师，因宣传爱国救国思想被国民党特务盯上，随即押进杭州陆军监狱。这一关，就是五年。

牢里出不去，外面的噩耗却一条条传进来。同年，李友邦的二弟李友先被日本特务秘密枪杀；1934年，三弟李友烈又死在了日本特务的刑讯室里。

两个弟弟，先后死于日本殖民当局之手，而李友邦坐在监狱里，连回台湾替弟弟送终的机会都没有。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启，李友邦因"始终没有确切犯罪证据"被释放出狱。

1938年5月，流寓浙江丽水的李友邦在街头偶遇昔日狱友骆耕漠，两人长谈一番，李友邦提出：福建崇安一带聚居着大批流亡回大陆的台湾同胞，不少人通日语，可以拉起来打日本。

骆耕漠将此汇报给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刘英当即表态支持，调派地下党员张一之赴金华协助筹备。

1939年初，周恩来赴金华参加第三战区会议，听取了骆耕漠等人的汇报后作出部署，核心是让李友邦通过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国民党渠道办理批文，同时特别交代要避免暴露这项工作与中共的关联。

按这个思路操作，义勇队顺利拿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批准。

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正式成立，张一之出任秘书，全体队员臂章上都绣着"复疆"二字。

义勇队并不只做宣传和医疗救助。

1942年6月17日，队员对日军在厦门的殖民机构兴亚院总部发动武装突袭；6月30日，又在厦门虎头山将日本海军油库炸毁；7月1日，趁日伪厦门市政府成立三周年庆典，队员混入会场引爆数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人。

三次行动都发生在日本严密管控的占领区腹地，队员们靠着流利的日语打掩护，每一次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台湾光复。9月3日，李友邦派副总队长张克敏搭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专机赴台，在台北升起了光复后的第一面国旗。

李友邦随后在厦门南普陀寺后山石壁上亲笔刻下"复疆"二字，觉得这半辈子的事，总算有了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