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到延安后，中央三次商议让他重返前线指挥，究竟为何最后都没有实现呢？
1946年9月的鲁南前线还在硝烟里喘气，延安窑洞却亮着灯光，毛泽东放下电报，自言自语：“还是让老徐去看看？”这已是第三次把徐向前的名字推到作战一线。之前的两次，因为伤病和形势突变，计划都像石头落水，连个涟漪都没留下。
时间往回拨到1940年5月。中央致电山西，命徐向前立即动身赴延安参加原定当年召开的七大。谁也没料到会耽搁整整五年；同样没人预料，他这一走，就把枪声抛在身后七年。12月27日到达延安，徐向前先把在晋西北和山东敌后看到的局面写成十几页材料，交到中央书记处。文件堆积如山，身影却始终没能踏回前线。

第一回合发生在1941年初。山东纵队与115师磨合不顺，朱瑞电报建议让徐向前出任代理师长，罗荣桓做政委。毛泽东回信语气平和，却字字指向现实：山东正在整编，不宜大换人，请老徐安心在途。话音未落，意外来了。2月一次探马察路时，坐骑受惊将徐向前掀翻，胫骨断裂。延安保健处用最原始的夹板固定，他疼得直冒汗，半年下不了床。山东战场只能继续由罗荣桓、朱瑞应付，第一次“归队”提议就此作罢。
养伤期间，延安内部任务纷至沓来。1942年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贺龙统兵，徐向前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防区大，兵员杂，需要一位既懂野战又精组织的老将坐镇。跟枪口对面的激战相比，这份工作显得沉闷，可缺了它，后方会漏风。
1943年，毛泽东再次拉住徐向前：“抗日军政大学缺个主心骨，你暂代校长吧。”对方犹豫片刻。毛笑道：“边教书边养伤，何乐不为？”一句话堵住了推辞。校长任上，徐向前日夜盯着教材，盯着学员，手里无枪却指挥未来的枪。

第二次“返场”机会出现在1944年9月。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中原门户洞开。中央判断河南必成敌后新重点，名单上首推徐向前。可他的腿刚能勉强登马，长途奔波难以支撑。毛泽东权衡片刻，将任务交给王树声。王临走前特意来医院致意，徐向前拍着床沿说：“好好干，河南得靠你。”三句话，加重了王身上的担子，也让第二次出征计划成了空中纸鸢。
抗战胜利后内战骤起，第三次讨论被提上日程。1946年9月泗县失利，山东野战军士气受挫，中央再电陈毅：或派徐向前赴鲁南协助。陈毅回信爽快：“欢迎老徐！”然而不到半个月，两淮再失，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准备合并。指挥系统尚未成型，再添一位大将只会层级更复杂。延安会商后一致决定：作罢。徐向前端着碗高粱稀饭，无奈地笑了笑，“又错过了。”

1946年冬，延安被迫撤离，中央机关辗转到陕北临时驻地。此时太行山麓需要一个能整合地方武装的指挥员，目光再次停在徐向前身上。几个月奔波后，1947年6月，他抵达太行司令部，身份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名义上“副”，到岗即“主”。跟随他的，不是精锐主力，而是六万分散在沟壑里的民兵与地方队。他用一个月时间把山地游击队编成纵队，再用一个多月拿下沁源、垣曲，直逼临汾，为后来西进运城扫清通道。
为什么中央三次想派徐向前却连连中止？第一，伤病是真槛。抗战末期的延安，石膏板紧缺，青霉素要靠驼队换，骨折康复动辄一年。第二，战场潮汐变化太快。山东需要时，他负伤在身；河南需要时，枪口已经转向；鲁南需要时，指挥结构又在重组。第三，也是常被忽视的一点：延安非后勤闲职，它是另一条战线。陕甘宁晋绥联防、抗大、作战研究，这些岗位少了谁都行，唯独少不了久经沙场且对党的军事路线熟门熟路的指挥员。

有意思的是，这种不断调度与取消，反倒让多名年轻将领崭露头角。王树声在豫西打出了名声；泗县之后，粟裕主持东线反攻，火线成长。中央层层备用、地方即刻顶替，形成了“梯队式”指挥链。徐向前晚到前线，却把山西战场收得干净利落，恰好补上西北战略的缺口。
徐向前后来回忆那七年，“没在枪口前，但没离战争远。”在延安，他摸清后勤底牌，培训军政骨干，掌握各地兵力数字；在太行，他把这些沉淀一次性兑现。由此看来，一名高级指挥员的价值，并不只体现在战报里的进攻箭头，还体现在地图背后的组织线条。中央三度点将，三度搁置，最终换来山西全境解放，这或许就是战略弹性最直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