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的托孤结构其实花了心思，赵匡胤得手没那么容易——李重进：资格最老、威望最大、最有能力篡位的，踢到外番，让他不容易生事篡位，还能平衡中央。韩通：最忠诚的、却是个莽夫，统领侍卫司保护都城安全。
一场陈桥兵变，最容易被后人讲成“黄袍一披，天下到手”。可真把后周末年的局面摊开看，事情没那么轻巧。
赵匡胤能进开封，不只是靠胆子，也不是单靠几个将领起哄，而是踩中了后周权力结构最软的一处：皇帝太小，军队太重，朝廷反应太慢。柴荣去世前并非毫无安排。

显德六年，也就是公元959年，他北伐途中病重，回到汴梁后不久去世，按实岁只有三十七岁。他留下的皇位，落到儿子柴宗训身上。
柴宗训生于953年，继位时还不到七周岁。这样的孩子坐在龙椅上，礼法上说得过去，乱世里却很难让武将们真正安心。
五代时期有个很现实的规矩：谁能管住兵，谁才有分量。柴荣当然明白这一点。
他自己也是从军功和强主手腕里走出来的，知道幼主身边最怕两件事，一怕京城有老资格大将压住朝廷，二怕外镇重兵听调不听宣。所以他做的不是简单托孤，而是把危险拆开。
李重进最该被防。此人不是普通藩镇，他和后周开国的郭氏关系很深，资历老，战功有，过去在禁军里也有根基。
若把这样的人留在汴梁，幼主身边就等于摆着一个现成的替代者。柴荣让他镇扬州，看上去是给重任，其实也是让他离开权力中心。
扬州不是闲地方。淮南位置重要，南面牵着南唐，东南财赋也重。
让李重进在那里，既能显示朝廷仍信任他，又能让他难以第一时间伸手干预京城。这步棋不低明，只是它有个前提：汴梁自己必须稳得住。
一旦京城先乱，远在扬州的李重进再有威望，也赶不上第一回合。韩通的作用正好相反。
他留在京城，靠的是忠心和刚烈。可问题也在这里，忠心不能直接变成控制局面的能力。
兵变来得太快，他还没组织起有效力量，就被王彦升追杀，家人也遭难。韩通的死，是后周最后一道门闩被拔掉。
只要他能撑住半天，开封城里也许会出现不同声音；只要侍卫司能成建制行动，赵匡胤回军入城就没那么顺。可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一个忠臣倒下，背后暴露的是幼主朝廷没有第二套应急办法。赵匡胤则是最复杂的一枚棋子，柴荣临终前让他出任殿前都点检，掌握殿前司兵马。
此前后周军中还流传过“点检做天子”的说法，原来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因此失去关键位置。柴荣换上赵匡胤，本意是避开更显眼、更有外戚色彩的人。
可权力有时候很讽刺。柴荣想把最危险的人换掉，却必须再找一个能压住禁军的人；能压住禁军的人，又天然离皇位最近。
赵匡胤资历比李重进浅，身份也不如一些老将显赫，看起来风险较小。但他带兵多年，和禁军将领关系密切，真正动起来时，反而最有现实力量。
公元960年正月，北方传来契丹、北汉南下的消息，朝廷派赵匡胤领兵出征。从流程上看，这个决定很正常，边患来了，禁军主帅出城迎敌。
可赵匡胤一离开汴梁，局面就变了。军队到了陈桥驿，将士拥立，黄袍加身，第二天回师开封，后周朝廷几乎没有还手余地。
这里最值得琢磨的，不是黄袍是真是假，也不是赵匡胤当时心里到底怎么想。真正关键的是，后周的制衡结构需要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可兵变偏偏不给时间。
李重进太远，韩通太急，朝中文臣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能处理政务，却压不住已经回城的禁军。赵匡胤进城后，后周恭帝禅位，宋朝建立，年号建隆。
这个过程表面平稳，但不代表阻力不存在。李重进后来就在建隆元年九月起兵反宋，地点仍是扬州。
他的反抗说明，柴荣当初担心的那股老资格力量确实还在，只是等他动手时，赵匡胤已经坐上皇位，中央禁军也不再听后周旧号令。李重进的失败，某种程度上也证明柴荣安排的两面性。
把他外放，避免了他在幼主即位时直接控制朝廷；可也正因为人在外地，他无法在陈桥兵变最初几天改变局势。等到他起兵，已经不是“护后周”，而是“反新宋”，名义和时机都变弱了。
五代乱世里，地方强藩一旦失去中央响应，就很难单独翻盘。更何况宋朝刚建立，赵匡胤必须尽快处理这种挑战，否则其他藩镇也会观望效仿。
李重进越有资格，赵匡胤越不能放任。再看柴荣的托孤，其实他已经尽量把可能的危险摆成三角：李重进在外，韩通在内，赵匡胤掌精兵。
三个人互有短长，谁都不能轻易一家独大。若继位的是成年皇帝，这套安排未必不能撑住局面。
偏偏柴宗训太小，朝廷缺少最终拍板的人。幼主最大的问题不是年纪本身，而是他无法让所有人相信未来稳定。
武将怕失势，文臣怕兵乱，地方藩镇怕中央重新洗牌。人心一乱，制度就变薄了。五代的天下像一条急流，强主在时还能压住水势，幼主一上来，所有暗流都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