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叛徒出卖，她与丈夫同时被捕，在狱中，敌人当着她丈夫面扒光她的衣服，在对她施暴完后又割她胸口的肉，还残忍的剖开她的腹部掏出她的肠子，但她始终咬紧牙关一声没吭，她就是被称为“双枪女部长”的黄富群。

1929年夏天，红四军几次进入闽西连城一带，攻占周边城镇后帮助当地建立临时革命委员会。连城文亨田心村的沈邦翰看到红军队伍带来的变化，很快联系董成南等同志，组织苦力工会，发动周围群众参加活动。黄富群那时还是个普通农妇，每天围着灶台和田地，没有读过书。

她看着丈夫忙碌的样子，心里渐渐生出念头：穷苦人或许真能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她决定跟沈邦翰一起行动，从此投身到分田分粮的工作中。

连城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沈邦翰担任主席，黄富群被安排负责妇女工作。她从不识字起步，跟着妇女部副部长杨燕玉学习文化知识，还练习唱歌和射击。杨燕玉手把手教她握枪姿势，两人常常在山边空地反复练习，直到黄富群能双手持枪打中百米外的目标。

黄富群把学到的本领用在实际中，她深入村子宣传妇女要求纲领里的二十一条内容，讲解红军的目的和妇女能得到的权利。

很快，杨春玉、魏秀莲这些妇女被她带动起来，加入革命队伍，成为积极分子。分浮财的时候，黄富群主持分配没收来的财物，自己和亲戚一点都不多拿，总是先照顾更困难的家庭。

群众看在眼里，对她多了几分信任。

她和沈邦翰把一子一女分别寄养在可靠群众家里。临走前，黄富群对奶妈说，万一我们夫妇出事，请告诉孩子我们是怎么走的，让他们继续走这条路。

她心里清楚，革命路充满风险，但她选择把心思全放在工作上。

1930到1934年间，连城苏区逐步巩固，黄富群在动员妇女和军事训练上花了很多精力。她和丈夫一起带领游击队在山里活动，住山洞，吃野菜，条件艰苦却坚持下来。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黄富群夫妇奉命留在闽西坚持斗争。国民党军队随后大举进入苏区，烧杀抢掠，许多村庄被毁，群众生活陷入困境。

1935年4月左右，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与张鼎丞在永定赤寨村开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负责财政和民运工作，谭震林管军事。

他们分析形势，决定调整斗争方式，适应游击环境。黄富群夫妇所在的连城区域属于这个领导体系的一部分，继续在崇山峻岭中周旋，发动群众，保存力量。

国民党调集多个师的兵力，对闽西实施清剿，还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试图切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黄富群和沈邦翰小心转移藏身地点，尽量减少暴露风险。

他们知道，任何一点情报泄露都会带来大麻烦。日子一天天过去，斗争越来越紧张。

5月，一个叫王丐老的人为了赏金，把他们的位置和游击队秘密告诉了国民党。敌人迅速行动，在清流县抓住黄富群和沈邦翰，把他们押回连城监狱。

审讯从软的开始，敌人许诺高官厚禄，想让他们说出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机密。沈邦翰和黄富群都坚决拒绝。敌人转而用残酷手段，把沈邦翰绑在柱子上，强迫他看着妻子受刑。

黄富群在狱中承受了六十多天的折磨，每天面对鞭打、辣椒水和各种酷刑，身上伤痕累累。她心里反复想着那些寄养的孩子和还在山里坚持的战友，咬紧牙关没有吐露一个字。

她知道，多说一句就会让更多同志陷入危险。信仰支撑着她熬过昏死又醒来的时刻。

敌人见始终得不到想要的情报，1935年7月26日把夫妻俩押到连城县西门刑场。先处决了沈邦翰。黄富群看着丈夫倒下，内心悲痛却站得笔直。

她高呼口号，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年仅27岁。后来那个叛徒被游击队处决。

黄富群用行动证明，普通人选择这条路后，能承担起超出想象的责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继续领导游击战争，到1937年保存了干部和部队力量，为后来改编新四军第二支队打下基础。她的经历和那段三年游击战争连在一起，成为闽西革命历史的一部分。

从红四军1929年入闽点燃火种，到苏区妇女工作具体开展，再到长征后留守斗争的艰难选择，黄富群一步步走来，每段都有清晰的时间和地点支撑。

1929年红四军三度入闽后，连城临时革命委员会建立，这是她和沈邦翰加入革命的起点。

1930年代初她在杨燕玉帮助下掌握军事技能，动员具体妇女同志，主持分浮财不徇私，这些事都有当地史料记录。1935年赤寨会议后形成的统一领导，让分散的游击队有了方向，黄富群夫妇在清剿高压下守住秘密，直接保护了周围同志。

这些事件前后相连。红四军入闽带来政策和武装支持，苏区建设让黄富群从农妇变成干部，长征后留守则考验了她的意志。

国民党清剿的规模和手段，让叛徒出卖变得致命，但她的沉默又为游击战争保留了火种。整个过程没有神化，只有具体的人名、会议和行动。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会想，她在监狱里承受那些痛苦时，脑中闪过的是寄养孩子的脸，还是山里战友的安危。真实历史里，这样的选择让革命力量在南方坚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