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杜月笙的发妻沈月英,和表哥私会,云雨过后,她含泪嘱咐表哥:你今夜就离开上海,杜月笙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他不会放过你的。表哥紧紧搂住沈月英:不,我不走,我不会离开你的。
沈月英一听这话,她心里头跟明镜一样,杜月笙那是什么人?上海滩黄浦滩上叫得响的名号,手底下兄弟成千上万,杀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跟他的老婆偷情,这不是在老虎嘴上拔毛吗?她推开表哥,声音压得低低的:“你糊涂啊!你以为这是在演戏文里的生死相许?他杜月笙要弄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你要是不走,咱俩都得死。”表哥姓柳,叫柳永昌,本来是沈月英老家那边的远房亲戚,小时候一起玩过,后来沈月英嫁了杜月笙,两人断了联系。哪知道这几年柳永昌跑到上海混饭吃,阴差阳错又撞上了。起初不过是叙叙旧,沈月英在杜公馆里闷得慌,杜月笙三房四妾往家娶,她这个正房太太独守空房的日子多得像黄浦江里的水。柳永昌嘴甜,会哄人,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跨过了那条线。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杜月笙的耳目遍及整个法租界,公馆里的丫鬟、老妈子、车夫,哪一个不是他的眼线?沈月英心里清楚,这回怕是凶多吉少了。
柳永昌抱着她不撒手,眼眶红红的:“月英,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跟着他这些年,他给过你几天好日子?外头人叫你一声杜太太,背地里谁不知道你是守着活寡?要死咱们死一块。”她太了解杜月笙的手段了。那是民国十九年,杜月笙正在跟黄金荣、张啸林合伙开三鑫公司,鸦片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手底下养着一帮亡命之徒。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对外人狠归狠,但对身边人更讲究一个“面子”。老婆偷人,这事传出去,他杜月笙的脸往哪儿搁?所以这事绝不能善了。
她猛地挣脱表哥的怀抱,啪地给了他一巴掌,打得自己手心发麻:“你给我清醒点!你以为你是梁山伯,我是祝英台?咱们这是偷人,不是私奔!你今晚不走,明天你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沈月英说这话的时候,嘴唇都在哆嗦,她不是吓唬人。前些天她就发现杜月笙看她的眼神变了,以前是冷淡,现在是一种阴恻恻的打量,像猫看老鼠似的。还有一回,她路过书房,听见杜月笙跟手下人嘀咕“那个姓柳的”,声音虽小,她的心却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那一刻她就知道,完了,什么都瞒不住了。今晚这最后一次私会,是她偷偷跑出来的,杜月笙今晚有应酬,跟黄金荣在共舞台听戏,她估摸着两三个钟头回不来,才敢把柳永昌叫到公馆后边的小偏房里。可谁知道戏会不会提前散场?谁知道有没有人盯着这扇门?
柳永昌挨了一巴掌,愣在那儿,摸了摸发烫的脸,忽然笑了,笑得很苦:“好,我走。可你呢?你怎么办?”沈月英背过身去,把散乱的头发拢了拢,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不用你管。我好歹是他杜月笙明媒正娶的太太,他就算要处置我,也得顾着点体面。你快走,从后门走,翻墙出去,别走大路。”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头是她攒的十几块大洋,塞进柳永昌手里:“拿着,路上花。别再回上海了,越远越好。”柳永昌攥着那个布包,眼泪终于掉下来,他知道这一别怕是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他深深看了沈月英一眼,那一眼里头有不舍,有愧疚,更多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这世道就是这样,穷人偷了富人的东西,富人拿穷人的命来抵。沈月英听见后门轻轻响了一声,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瘫在床边,捂着脸无声地哭起来。她忽然想起当年嫁给杜月笙那天,花轿从自己家门前抬出去,鞭炮噼里啪啦响,满街的人都夸她有福气。福气?呵,福气就是把自己活活闷死在杜公馆的高墙里头,连喘口气都要看人脸色。她怨杜月笙吗?怨。可她更怨自己,怨自己当初贪图那顶花轿,怨自己没本事守住男人的心,怨自己到头来只能干这种见不得光的勾当。可她心里头又冒出一个念头,凭什么呢?凭什么男人三妻四妾就是风流,女人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就是下贱?这话她不敢跟任何人说,在这个年头,说这种话的女人,不是疯子就是婊子。
沈月英擦干眼泪,把床铺整理好,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又恢复了杜太太该有的样子。她不知道的是,杜月笙根本没去听戏,他早就坐在前厅的紫檀木椅子上,手里转着两颗核桃,听手下人一五一十地汇报。那个柳永昌连后门都没走出去,两个黑影就把他按在了墙根底下。杜月笙听完,把核桃往桌上一搁,只说了一句:“先关起来,别让太太知道。”他这个人有个习惯,要杀一个人之前,从不着急。他得想想,怎么杀才最划算,怎么才能既出了这口气,又不让人说他杜月笙心狠手辣、连老婆的表哥都不放过。第二天一早,沈月英照常去给杜月笙请安,杜月笙笑眯眯地喝着粥,跟她说:“月英啊,我听说你表哥在上海混得不好,我给他安排了份差事,让他去苏州了,你放心。”沈月英手里的筷子差点没拿稳,脸上还得挤出笑来。她知道,表哥完了,自己也完了。这世上最可怕的事,不是杜月笙当场翻脸,而是他明明什么都知道了,还能笑着跟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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