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福建副省长贺敏学被抓，毛主席得知情况后非常惊讶，因为贺敏学不仅是贺子珍的哥哥，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功臣！
1967年，时任福建副省长的贺敏学遭到关押，消息传开后，熟悉他经历的人都觉得意外，他的妻子李立英心急如焚，只能想办法写信反映情况。毛主席得知后很惊讶，因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贺敏学既是贺子珍的哥哥，更是井冈山斗争早期的重要参与者。
贺敏学出生在江西永新。永新在中国革命史上不是普通地名，那里离井冈山很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多青年正是在这里接触新思想，开始寻找改变命运的道路。

贺敏学年轻时读过书，也见过旧社会底层百姓的艰难，所以很早就对农民运动产生了兴趣。1926年，贺敏学在吉安阳明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3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的江西乡村并不平静，农民运动发展很快，旧势力也在反扑。
贺敏学担任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带领群众组织武装，保护农民协会，成了当地很有影响的人物。危险很快找上门。
1927年6月10日，贺敏学被捕入狱。对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而言，这不是普通挫折，而是生死考验。
可贺敏学没有低头，他在狱中仍然同外界保持联系，鼓励同志坚持斗争。一个多月后，周边几支农民武装攻入永新县城，把他和其他被捕人员营救出来。
这次脱险，改变了贺敏学之后的人生方向。他没有离开斗争，而是继续跟随地方武装活动，并逐渐同袁文才、王佐等人建立起联系。
井冈山当时地势险要，群众基础也有一定条件，但要真正站稳脚跟，并不是带一支队伍上山那么简单。地方武装愿不愿意合作，关系很大。
毛主席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前后，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与当地力量相处。贺敏学熟悉永新、宁冈一带情况，也了解袁文才、王佐的性格和处境。
他在中间做了大量沟通工作，让双方从试探慢慢走向信任。很多大事看上去是战略选择，其实落到地面，都离不开这样一类人。
贺敏学的作用，也正在这里体现出来。他不是只会冲锋的人，还懂得人心和局势。
井冈山早期斗争环境复杂，队伍缺粮、缺枪、缺稳定后方，稍有处理不当就会出问题。贺敏学能把地方关系理顺，把分散力量往一处聚，这对根据地早期建设非常重要。
后来，他参加工农革命军，担任永新赤卫大队长，继续在赣西南一带开展斗争。那段岁月没有多少安稳日子，敌人围追，环境艰苦，常常要在山林间转移。
贺敏学从地方干部成长为军事干部，靠的不是漂亮话，而是一次次硬仗和实干积累出的经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敏学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
留下来并不意味着轻松，恰恰相反，留下的人要面对更严酷的环境。没有稳定后方，没有充足补给，还要在敌人重压下保存力量。
贺敏学能坚持下来，说明他的韧劲远比表面看上去更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贺敏学继续在部队工作。
到解放战争后期，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后又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渡江战役前后，贺敏学所在部队承担重要任务。
战争推进到这一阶段，任何一次行动都不是简单冲锋，而是需要侦察、协调、渡江、保障等多方面配合。贺敏学长期在一线摸爬滚打，对部队行动和战场变化都有判断力，这也是他多年军事经历沉淀下来的本事。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没有停留在战场功劳里。他转入建设岗位，曾在华东地区工程部门工作，后来到福建任职。
1958年前后，他开始在福建参与地方建设，后来担任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对一个老军人来说，从打仗转到抓建设并不容易，但贺敏学适应了这种变化。
福建当时的建设任务很重，基础薄弱，山区多，沿海形势也复杂。贺敏学在地方工作中保持了老干部的朴素作风，重实际，不爱摆架子。
贺敏学还有一个容易被人提起的身份：贺子珍的哥哥，这个身份确实特殊，也容易引来外界关注，但如果只用这层关系解释他的一生，就太简单了。贺敏学早在贺子珍广为人知之前，就已经投身农民运动，并在永新、井冈山一带承担过重要工作。
他的历史分量，不能被亲属关系盖住。也正因为他经历深、资历老，1967年的遭遇才显得格外沉重。
李立英写信求助，是家属在困境中的一种本能选择。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对贺敏学作出肯定，这对当时的贺敏学来说非常关键。
后来，他逐渐摆脱困境，重新回到相对稳定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仍关心地方建设，也关心井冈山革命传统的传承。
一个人经历过高光，也经历过低谷，最难得的是不把自己困在委屈里。贺敏学身上有老一代革命者常见的性格：话不多，心里有分寸，遇事能忍，也能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