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为了延续香火，清末状元张謇在妻子的安排下，纳了一房小妾，可小妾却迟迟没有怀孕，妻子说：“这个不行，那就再纳一个！”
一个家庭最怕的，不一定是贫穷，也不一定是外头的风浪。有时候，真正压人的，是屋檐底下一句反复被提起的话：没有儿子怎么办？
张謇后来名满天下，办工厂、兴教育、修地方，可在他成名之前，张家内宅早已被这句话搅得不得安宁。后来徐端一直没有再怀孕。

时间拖得越久，家里越急。那时候的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话像一根绳子，拴住的不只是张謇，也拴住了徐端。
她明明是妻子，却不得不替丈夫和家族想办法，这才有了1884年春节后的那次安排。第一房妾陈氏来自南通乡下。
徐端挑中她，并不是因为有多少感情基础，而是按当时人的想法，觉得乡下女子或许身子结实，能为张家生养。如今听来很冷，但在那时，这样的念头并不稀奇，女人常常被放在“能不能生”的秤上称量。
陈氏进门后，张家的希望落到了她身上，可命运偏偏没有照着人们的打算走，她迟迟没有怀孕，徐端并没有把她当成敌人，据说对她也有照应。只是再多照应，也挡不住旁人的眼神，一个背着“生子任务”进门的女子，日子很难真正轻松。
1893年，陈氏因病去世。她在张家留下的不是孩子，而是一段沉默的苦日子。
张家的香火问题没有解决，压力自然又回到原处。很快，第二房管氏进门了。
管氏年轻清秀，本该有自己的生活，可到了张家，她最先被期待的仍是生育。管氏也没有怀孕，府里的议论慢慢多起来，人的心就更紧，一个女子如果天天被人暗中打量，久了就会怕出门、怕开口、怕被问到同一个问题。
到了1895年，管氏离开张家，去了大悲庵出家，她不是享不了富贵，而是那份富贵里没有她能喘气的位置。差不多在这个时期，张謇的人生走到另一个路口。
1894年他高中状元，本可以沿着仕途走下去，可甲午战败之后，国家局势大变，他逐渐把眼光转向实业。1895年前后，大生纱厂开始筹办。
外头是机器、资本和救国理想，屋里却还是子嗣难题。这就是张謇身上很矛盾的一面。
他能看见国家需要新工厂、新学校，也能把南通办出新气象；可他的家庭生活，仍旧没有跳出旧礼法。一个推动近代化的人，并不等于在婚姻和家庭观念上也能走到前面。
这一点，放在历史里看，反而更真实。1897年，在家中长辈和亲族的催促下，张謇又纳了两房妾，一位是吴道愔，一位是梁氏。
这个安排对徐端来说，未必是她心甘情愿的选择。吴道愔进门后，张家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1898年，她生下张謇唯一的儿子张孝若。张謇当时已到中年，得子之喜自然非同一般。
这个孩子一出生，张家多年悬着的心落了地，也让吴氏在家中的地位迅速不同。徐端起初并没有闹，她对张孝若也有照顾，毕竟这个孩子承载着张家多年的盼望。
可人的心不是账本，不能只按道理来算，她亲手推开的门，最后让另一个女人凭借儿子站到了更醒目的位置。这样的滋味，外人很难替她说轻松。
吴氏因子而贵，徐端因无子而退。这不是某一个人故意设下的局，而是旧家庭的规则本就如此。
正妻有名分，却未必有安全感；妾室生了儿子，便可能改写自己的处境。女人之间看似在争，深处却是同一套规矩在分配她们的命运。
1908年，徐端病逝，年仅53岁。她陪张謇走过清贫和起伏，也支持过他的事业，还曾为子嗣问题做出巨大退让。
可到头来，她的名字常常只被放在“原配”两个字后面。她的委屈、隐忍和身体的衰败，反而容易被轻轻带过。
梁氏后来没有生育，1909年离开张家。张孝若成了张家的独子，也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事业和名望。只是他的结局同样令人唏嘘，1935年在上海遇害。
看这段往事，不能只把它当成大户人家的婚姻秘闻。它真正写出的，是旧时代家庭里人的身不由己。张謇当然有他的成就，他办实业、兴教育、建设南通，这些都不该抹去。
可一个人在社会事业上的先进，并不能自动洗掉私人生活中的旧痕迹。徐端、陈氏、管氏、吴道愔、梁氏，她们都不是简单的陪衬。
有人承担正妻的体面，有人背负生育的期待，有人选择离开尘世，有人因孩子改变命运。她们的人生被同一个问题推着走：谁能为家族留下儿子？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尤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