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一生从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赌博，但他却经常利用其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从1928年起，他先后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五百万元（现洋） 以上。
杨庄丽不是旁观者。她同刘峙部下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人往来密切，形成了一条围着军队钱袋子打转的利益链。
军需处长掌物资，会计科长管账目，这两个口子一旦串到一起，士兵的棉衣、粮食、药品、薪饷，都可能变成别人账本上的进项。五百万元现洋，在当年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数字。

那是可以买下大量土地、房屋和物资的巨额财富。普通百姓为几块银元奔波时，刘峙家里已经用真名、化名在各处落子。
名字换来换去，目的并不复杂，就是把钱藏得更稳，把关系撇得更远。这也解释了刘峙为何给人一种“两张脸”的感觉。
台前，他是衣着整齐、没有明显恶习的高级将领；台后，钱却经由家属和亲信慢慢沉淀成地产。表面节制和实际贪婪并不冲突，有些人越是爱摆出清白模样，越懂得把真正的账做在暗处。
这种作风最伤军心。军队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背后是国家财政、百姓负担，也是士兵的活路。
一个士兵前线吃不饱、穿不暖，另一边将领家属却在城市里买房买地，这样的队伍，口号喊得再响，内部也会慢慢发空。1935年前后，他已成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可人的起点和后来的表现，不是一回事。这场惨案让人痛心的，不只是死亡人数，还有背后的失职。
防空洞本该是保命的地方，却因为管理松散、调度失当，变成了百姓无法逃出的绝境。更令人不齿的是，救援和清理过程中还出现搜刮死者财物的恶劣行为。
人在灾难里挣命，有人却想着从死人身上拿东西，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贪，而是底线塌了。刘峙随后被撤去防空司令等职，但这并没有让他真正退出权力场。
国民党内部用人，很长时间看重派系和忠顺，能力反倒不是最硬的标准。刘峙虽然名声越来越差，却仍能在关键时刻被推到重要位置上，这一点，后来在淮海战役中造成了更大的后果。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名义上指挥重兵。
徐州地处要冲，牵动陇海、津浦两线，谁都知道这是棋盘上的要害位置。可偏偏这样的位置，交给了一个缺少决断、作风迟缓、又长期被讥为庸将的人。
战局的发展很快证明，问题不只是某一场仗没打好。黄百韬兵团被围，徐州集团进退失据，各部之间配合混乱。
前线需要的是判断、速度和担当，可刘峙拿不出能扭转局面的办法。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遭受重大失败，徐州军事体系几乎被连根拔起。
刘峙身上最值得琢磨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贪腐故事，而是旧式军政系统里一种常见病：小节被拿来装门面，大节却不断失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可以成为个人习惯，却不能替代廉洁；说话稳、姿态低、听上级安排，也不能替代会打仗、敢负责。
真正的军人操守，要看钱从哪里来，要看兵吃什么、穿什么，要看百姓遇险时有没有人管，也要看战局危急时能不能站住。刘峙恰恰在这些地方留下了太多污点。
他不是没有机会证明自己，而是每到关键处，常常选择保住自己、保住利益、保住位置。有些人没有明显恶习，却能借权力把财富越滚越大；有些人看似听话稳妥，却在大事上误人误军。真正可怕的不是一个人会不会抽烟喝酒，而是他掌权以后有没有边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