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从五楼一跃而下，年仅43岁，然而14年后，却有确凿的证据指出：当年他没有自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写下《红岩》的人，最后却死在一场说不清的坠楼事件里。更让人难受的是，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外面听到的只有一句冷冰冰的定论：他是自己跳下去的。
可家属不认，熟悉他的人也不认，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有太多不合常理的地方。罗广斌这个名字，很多年轻人未必熟悉，但《红岩》几乎没人陌生。
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这些人物曾陪着一代又一代读者长大。1961年12月，《红岩》正式出版后，很快就在全国传开，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和电视剧，成了很多家庭书柜里都能见到的一本书。
这部小说不是凭空写出来的，罗广斌本人曾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一带被关押过，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从白公馆脱险。后来，他把亲历的牢狱生活、烈士留下的故事、幸存者的回忆，一点点整理出来，和杨益言等人共同完成了这部作品。
按理说，这样一个经历过生死、又把烈士故事写进文学的人，不该被怀疑。可偏偏在1966年之后，风向变了。
有人开始围着《红岩》挑毛病，说这本书有问题，又把矛头对准罗广斌本人。最狠的一句话就是：那么多人牺牲了，为什么你能活下来？
这句话看似只是追问，其实杀伤力很大。它把一个幸存者推到了极难辩解的位置。
罗广斌活下来，是历史中的一个具体经历；可在那种环境里，活下来反而成了别人攻击他的理由。他越解释，别人越抓住不放。
作品的荣誉没有保护他，反而被人拿来重新审判他。1967年2月5日，罗广斌被带走，家里人从那一刻起，就几乎得不到他的准确消息，他被关押、被追问、被反复逼着交代过去的经历。
几天时间不长，可对于一个身心被压到极限的人来说，已经足够漫长。出事前一天，胡蜀兴收到过罗广斌让人带出的字条。
字条里，他让家里送些钱和粮票。这不是一个准备告别人世的人会留下的口气。
至少从这件事看，他还在考虑后面的日子，还想撑下去，还想继续面对眼前这场劫难。可到了2月10日，坏消息突然传来：罗广斌坠楼身亡。
对外的说法很快成形，说他是“畏罪”之下自己跳楼。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一句话盖棺定论。
没有细致说明，没有认真检验，也没有给家属一个完整交代。胡蜀兴赶到时，最想做的只是看清丈夫最后的样子。
可她只被允许远远看一眼，不准靠近。她看到罗广斌头部有严重伤痕，心里立刻起了疑。
她要求先查清死因，不要急着火化，但这个要求没有被采纳。遗体很快被处理掉，很多关键痕迹也随之消失。
真正让疑点越来越重的，是罗广斌的性格和经历。这个人不是没见过死亡。
后来写《红岩》，他心里装着那么多牺牲者的故事，更明白活着把真相讲出来有多重要。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被关押几天后突然选择结束生命？
看押者后来给出的说法，也没有完全打消外界怀疑。有人说他是在洗漱时突然跳窗，有人强调当时看守严密。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被严密看管的人，为什么会有机会在一瞬间完成所谓“自尽”？如果现场真的清楚，为什么不让家属近距离查看？
为什么不留下更完整的检验过程？这些疑问，当年没有答案。
胡蜀兴只能把它们压在心里，一年又一年地等。她等的不只是丈夫的名誉，更是一个事实：罗广斌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写过烈士的坚持，家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坚持，哪怕这个过程很长，很难，也不能让一句含糊的话把人彻底埋掉。1976年以后，很多过去被压住的事情重新被审视，罗广斌的冤屈也慢慢有了转机，但对家属来说，恢复名誉只是第一步，真正关键的仍然是死因。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调查终于给出了更接近事实的判断：罗广斌并非自己跳楼，而是被人推下楼摔死。这个结论来得太晚，却让当年那些不合常理的细节一下子连了起来。
胡蜀兴看到的伤口、遗体被匆忙处理、家属被阻止靠近，这些都不再是孤立的疑点。从1967年出事，到后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中间隔了十多年。
一个作家的生命早已无法挽回，可迟到的结论至少说明，当年那句“自尽”并不是事实的终点。它只是特殊岁月里强加给死者的一层灰尘，后来被一点点掸开。
罗广斌的悲剧，不能只当成一桩个人不幸来看。他的身上有一种很复杂的历史反差：他从旧日牢狱中活下来，把牺牲者的故事写给全国读者；可多年后，他又被同样粗暴的怀疑和逼迫推向死亡。
《红岩》能流传下来，是因为它写出了人在困境中的信念。罗广斌之所以值得被记住，也不只是因为他是作者，更因为他本身就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