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日本三十年代一名虎背熊腰，身材魁梧的女相扑。相扑本源自中国。宋朝时，女相扑参加比赛时就不穿上衣。也就在此时，相扑传入日本。日本的女相扑与宋朝的女相扑一样也不穿上衣。可是，女相扑在宋朝走向绝迹。

相扑的前身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角抵”，最初是军队的体能训练项目，后来慢慢流传到民间，成为百姓喜爱的娱乐活动，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北宋，开封、临安的瓦舍勾栏遍布，相扑成了最热门的竞技节目，女相扑更是风靡一时。

当时的女相扑选手被称为“女飐”，各个身材壮实、身手矫健，上场时上身赤裸，仅在下身系紧布带，在围观人群中展开力量较量，比赛时选手们互相推挤、扭转，试图将对方掀翻或推出界线，场面紧张刺激。

不仅平民百姓爱看，宋仁宗也常带着后妃去观看，看得兴起还会当场赏赐银绢，不少富家子弟甚至重金求娶顶尖女相扑选手。

那时候，女相扑裸露上身并非伤风败俗，反而被视作力量的象征，是对女性健硕之美的认可，当时还涌现出“赛关索”“嚣三娘”等知名女相扑选手，她们靠表演实现经济独立，成为古代罕见的“职业女性”。

就在女相扑风光无限时，司马光的一道奏折，成了它命运的转折点，嘉祐七年（1062年），司马光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痛斥女相扑“男女混观、有违礼教”，认为女子抛头露面、赤裸上身竞技，是败坏风气的行为，强烈要求朝廷全面取缔。

在司马光看来，女相扑踩中了当时礼教的三大红线：一是亵渎了宣德门等政治空间的神圣性；二是颠覆了“男外女内”的性别秩序；三是造成男女老少、尊卑贵贱混杂围观，违背等级制度，这背后其实是蓬勃的市民文化与传统精英礼教的激烈对抗。

随着程朱理学逐渐兴起，士大夫阶层纷纷附和司马光的观点，不断给女相扑贴上“淫戏”标签，最终朝廷下令禁止女子角抵，犯者杖责，曾经风靡市井的女相扑，从宫廷和瓦舍中逐渐消失，仅在民间隐秘流传，最终彻底绝迹，而差不多在北宋女相扑兴盛时，这项运动通过中日文化交流传入日本。

相扑传入日本后，起初主要用于宫廷祭祀和武士训练，后来逐渐流传到民间，女相扑也随之兴起，日本早期的女相扑，几乎完全沿用宋朝模式，比赛时上身赤裸，选手身材魁梧，以力量对抗为主。

与中国彻底封杀不同，日本虽也曾因风化问题限制过女相扑，但从未真正杜绝，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女相扑巡演已形成固定路线，选手们跟着队伍在各地登台，还曾到中国台湾地区巡演，成为当时的文化景观。

二战后日本社会观念逐渐开放，赤裸上身的传统装扮引发争议，女相扑开始改革，2026年1月修订的日本官方规则明确规定，女相扑选手比赛时必须穿T恤或紧身衣，下身着短裤或紧身裤，禁止上身赤裸，身上也不能佩戴金属饰品，纹身需用长袖遮挡。

如今，日本女相扑以业余赛事为主，不允许女性参与职业相扑，比赛场地也从传统土俵改为硬海绵垫，还划分了轻量级、中量级、重量级三个级别，规则更加规范，从2001年起，国际相扑联合会将女子相扑纳入赛事体系，如今全球参与女相扑运动的女性超10万人，其中日本就有3万多人。

女相扑在中国绝迹、在日本传承至今，背后是中日两国文化环境和社会观念的巨大差异，宋朝后中国礼教越来越严苛，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女性的束缚越来越紧，强调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像女相扑这样展现女性力量、打破性别束缚的运动，自然难以存活。

而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时，始终坚持“本土化改造”，将相扑与本土神道教仪式结合，赋予其神圣性，让这项运动扎根民间，同时日本社会对民间娱乐的包容性更强，即使女相扑因观念变化需要改革，也只是调整形式，而非彻底封杀。

更值得一提的是，相扑的传承差异，也折射出文化交流的核心逻辑：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起源地多么辉煌，而在于接收方是否能结合自身国情，灵活传承、持续创新。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无数像相扑一样的文化瑰宝，如何在现代社会打破束缚、活化传承，让古老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或许是女相扑千年流转留给我们的最大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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