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最后一艘遣返日本人的轮船开船前，负责遣返的李修业将军登上甲板，他说：“如果按日本人过去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做法，你们都应该枪毙。中国虽然穷，用来枪毙你们的子弹，还是不成问题。“
咱们再来算算这笔经济账，你绝对会觉得当年的中国政府和老百姓简直“傻”得让人心疼。1945年日本刚投降那阵子，东北大地满目疮痍，粮仓被毁了一大半，老百姓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很多人都在啃高粱米掺树皮。可是为了把这105万日本人送走，咱们砸下了1.47亿元的真金白银。
更要命的是粮食。东北自己都揭不开锅，咱们却硬是调拨了上亿斤的口粮。葫芦岛当地的粮食年产量满打满算也就四百万公斤，但光是给这些日本人一路上糊口，就得消耗两百多万公斤。辽宁有个王老汉，自家米缸底都刮不出几粒米了，看着那些饿得直哭的日本小孩，他一咬牙，把家里最后几块玉米面饼塞给了他们。老人嘴里嘟囔着：“娃到底无辜啊。”
这活儿交到了国民党207师少将师长李修业的手里。他兼任了日侨俘管理处处长，心里那本账同样翻江倒海。底下的当兵的谁没几个战友死在鬼子枪口下？大家瞪着眼发牢骚，反问凭什么要在台儿庄流血拼命后，护送这群仇家回乡？李修业没讲那些弯弯绕的大道理，直接下死命令：执行。他定下的规矩硬得像铁：不许打骂，绝对不许拿这帮人一针一线，谁敢犯军法就直接枪毙。
1946年11月，最后一艘遣返船即将离开港口。海风裹着雪片呼啸，李修业大步走上甲板，看着底下一百多万曾经耀武扬威、如今却像鹌鹑一样缩着脑袋的日本人，抛出了那段著名的硬核喊话。他一字一句地敲打着这些人的灵魂：“按你们日本人过去对待中国人的做法，这些账够枪毙你们一百回——中国的子弹，现在就堆在港口仓库里。”底下死寂一片，根本没人敢喘一口大气。紧接着，他声音沉下来，宣告了宽恕。这绝非软弱，这恰恰是一个战胜国最顶级的威严和底气。
咱们再看看这盘大棋的另一半。当时国共双方为了这事儿坐在谈判桌前，中共这边的核心操盘手，是化名“李敏然”的李立三。李立三接手这烫手山芋时，头脑极度清醒。面对满大街“血债血偿”的标语，他在哈尔滨给所有工作人员开动员大会，把话掰碎了揉烂了讲。他反复强调，同咱们作对的到底是谁？那帮日本军阀才是罪魁祸首，普通老百姓和被迫当炮灰的士兵同样是被拖下水的。咱们坚决不干睚眦必报的勾当，冤冤相报只能结下更深的死疙瘩。
在这个大原则下，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抽调了上千名热血的青年学生参与检查遣送。这帮年轻人真是好样的，每天在成千上万的日侨里排查，连一毛钱的贪污都没发生。有个日本人为了打点关系，悄悄给负责指导的马英林科长塞了整整500万日元。这笔巨款放在当时绝对能让人眼红，马英林转头就把钱上缴了哈尔滨市政府，全数当了城市建设基金。这帮中国军民的腰杆子，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
当然，咱们宽容，绝不代表咱们好糊弄。这百万大军里，可是混着不少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恶鬼。为了甄别这帮家伙，中方下了大力气。当时很多日军的档案早就被他们自己一把火烧了，无凭无据怎么办？老百姓的眼睛就是最亮的探照灯。战犯甄别组带着老乡们挨个去认人。有一个伪满洲国的警察队长，平时作威作福没少毒打中国老百姓，换了身破衣服想混在普通侨民里溜回国。他一露面，就被当年吃过他苦头的乡亲一眼死死盯住，当场揪了出来，直接塞进了押送战犯的单独囚车。对于放下武器的平民，咱们给条活路；对于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法办没商量。这种恩怨分明、黑白清晰的处理方式，让日本人从心底里感到震撼。
你以为送人就是发张船票那么简单？当时的东北铁路大动脉被炸得七零八落。为了把这上百万人从哈尔滨、长春、延吉这些内陆城市弄到海边，中方硬是凑出了1.3万多节火车皮，连货运的敞篷车都钉上木板临时顶上，甚至还动用了70多架次飞机。遇到生病的日本人，中方专门腾出闷罐车当病房，允许他们带看护。为了保证老弱病残能顺利上船，连通往江边码头的破路都连夜抢修平整。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待日军俘虏可是绝不手软；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苏联老大哥更是直接把几十万日本战俘拉去挖煤，那死亡率极高。唯独在中国，这105万曾经的死敌，竟然毫发无损地吃着中国老百姓挤出来的干粮，安然踏上了回家的客船。
后来新中国在1956年审判日本战犯时，坚持教育改造，硬是连一个都没杀，这其实和葫芦岛遣返的精神一脉相承。咱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打赢一场仗看的是武力，怎么对待手里的败军之将，看的是底蕴和格局。
中日建交后，当年那个被遣返的叫佐佐木宗春的老人，特意跑回葫芦岛，在龙湾公园里立下了一块只刻着一个“恩”字的石碑，并在碑后种下六棵银杏树。还有一个退休的日本老机长丸山严，站在海边放飞了一堆纸飞机，把这里叫做他的“再生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