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 9 月 30 日，北京昌平，定陵地宫之内，发生了一件成为中国考古界深刻教训的事情。

定陵博物馆开馆在即，工作人员看着地宫内那三口金丝楠木制成的巨大朱漆棺椁，觉得既影响清洁，又无展出必要。时任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直接下令，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了，原装的还留着干嘛？于是，三口棺椁被抬出地宫，从宝城城墙之上，推入了外侧的山沟。

一周后，消息传到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耳朵里。这位一直反对发掘明陵的考古学家大惊失色，立刻打电话让博物馆人员捡回棺椁、妥善保护。可电话打过去的时候，空荡的山谷里早已没了棺椁的踪影 —— 这些珍贵的金丝楠木构件，早已被附近村民捡走拆分，最终彻底损毁。

三百多年前万历皇帝给自己精挑细选的安息之所，就这样被随意丢弃。而这，不过是定陵发掘留下的诸多遗憾中一个缩影。

定陵发掘是一次有着深刻历史教训的考古探索，其背后是当时学术诉求与技术局限、时代背景的多重博弈。

1955 年 10 月，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摆在了国务院的办公桌上。签名的人个个大名鼎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历史学家范文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 —— 均为当时文化界与史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提这个主意的人，主要是吴晗。这个人你可能不陌生 —— 后来写了《海瑞罢官》那位，明史专家，研究明朝历史数十年。作为深耕明史领域数十年的专家，吴晗对明十三陵的学术研究价值有着极高的关注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提案的联名者中，缺少一线考古与文物保护领域的专业负责人。

消息传出来，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考古所副所长夏鼐第一时间明确提出反对。郑振铎指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妥善保存这么大一座皇陵出土的文物。夏鼐则从技术上反复论证，当时国内第一届考古专业的大学生尚未毕业，完全缺乏支撑大型帝陵发掘的专业人才梯队和技术力量。

但反对意见最终未能改变审批结果。

1955 年底，这份报告获得国务院 “原则同意发掘长陵” 的审批。面对考古界的强烈反对，周恩来总理提出折中方案：先不挖掘朱棣的长陵，选择规模相对较小、线索更明确的陵寝开展试掘，积累经验后再判断是否发掘长陵。经过多轮勘察，万历皇帝的定陵最终被确定为试掘对象。

1956 年 5 月，定陵正式动工。1957 年 5 月，地宫金刚墙被成功打开；同年 9 月，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被正式开启，一同陪葬的，还有三千多件珍贵文物。

郑振铎那天就在现场。他亲眼看着棺椁被撬开，亲眼看着那些在黑暗里沉睡了三百多年的丝织品暴露在空气中 —— 作为文物保护领域的负责人，他对出土丝织品的保护难题有着清醒的认知，也对此充满担忧。

他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定陵出土了六百多件丝织品，主要是万历帝后的龙袍、衣物和匹料。刚出土的时候，织物色彩鲜艳，金线仍有光泽。但很快，接触空气后，织物颜色迅速消退，材质也开始变脆硬化。

当时的技术人员尝试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一种塑料）加上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物上进行保护，但该操作不可逆，没多久涂料自身老化龟裂、脱落，丝织品也随之出现不可逆的损毁。再加上当时缺乏恒温恒湿、避光的专业文物库房，出土丝织品长期处于恶劣的保存环境中，损毁进一步加剧。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遗骨也没能躲过劫难。1966 年 8 月，万历帝后的遗骨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过激事件中，被红卫兵批斗后砸烂、付之一炬，彻底灭失。

当年联名提交发掘申请的吴晗、邓拓等学者，也在后续的特殊历史时期遭遇不幸，令人扼腕。

冒进还是无奈？

那些说 “无奈之举” 的人，多半是在强调当时的历史环境 ——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学术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考古与文博界反对的声音，未能改变最终的决策。从这个角度说，郑振铎、夏鼐等一线文物保护工作者确实是身不由己。

但换个角度想 —— 这件事不得不做吗？不挖会怎样？

答案是不主动发掘，帝陵及其中的文物可以得到更稳妥的原址保护。

今天定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座经国务院正式授权、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为什么此后再也没有帝王陵寝被主动发掘？因为 1958 年定陵发掘的教训已经显现，郑振铎、夏鼐上书国务院后，国家已下发文件叫停全国帝王陵寝发掘；1965 年，当吴晗再次向周恩来总理提议发掘长陵时，总理再次明确否决了这一申请。

定陵发掘的惨痛教训，推动我国逐步确立了“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的文物保护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为中国考古界长期坚守的行业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