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也觉得这非常的不同寻常！华尔街日报刊文表示，中国已经决定对于美国的威慑采取真刀真枪的回击了！


5月6日，华尔街日报发布报道，判断北京正在动用更系统的经济与法律手段应对外部压力，并把这种变化视为中美经济博弈进入更直接对抗的阶段。


报道所指的变化，核心在于中国近年建立的一套反制与审查制度开始被频繁、公开地用于具体案件，不再停留在政策储备层面。

 
4月底，监管部门叫停了Meta拟收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Manus的交易，该案被外界视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在人工智能方向的一次高强度适用。


自2021年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相关办法实施后，外界一直关注其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执行力度，此次公开阻止交易，释放出对核心数据、算法能力与关键技术控制权保持审慎态度的信号。


人工智能产业涉及训练数据、算力体系、模型能力和应用场景，收购并不只是资本行为，也可能触及技术外流与安全风险评估，因此审查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意义。

 
5月初，外部以涉及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等5家中国能源企业纳入制裁名单。


与以往主要通过交涉表达不满不同，中国商务部在5月2日依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相关规定发布通告，要求国内主体对相关不当域外措施不予承认、不予执行、不予配合遵守，并为受影响主体提供国内救济路径。


这类阻断机制的关键点在于把域外制裁的合规压力转化为国内法律风险，改变跨国机构和商业伙伴过去只需单向服从外部制裁的局面。
 

从执行效果看，阻断机制会直接影响合同履行、能源运输、保险承保、融资结算等环节。


跨国企业如果以外部制裁为理由对中国企业断供、拒保、拒运或单方面终止合同，可能面临在中国境内的违约责任与损害赔偿风险，也可能带来商业信誉与市场合作的长期损失。


法律风险的重新分配，会迫使相关机构重新评估在外部制裁体系与中国法律义务之间的选择成本。
 

时点选择也被外界解读为具有谈判背景。


4月3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与外方财长、贸易代表进行视频沟通并提出严正关切，外方同时释放出高层访问安排。


就在这一窗口期内，中方采取制度化反制动作，传递出不接受在制裁与威胁压力下谈判的态度，意在把对话拉回到相对对等的框架中运行。

 
外部随后提出所谓二次制裁威胁，意图通过扩大制裁范围迫使企业退缩，现实约束在于，中国具备较强的市场吸引力与产业配套能力，能源消费规模大、工业体系完整，很多跨国企业在供应链、销售与投资上对中国市场存在实际依赖。


一旦在中国市场触发诉讼、赔付、准入限制或合作中断，代价可能并不低于外部罚单风险，这使长臂管辖的实际效力受到反向制衡。

 
更大的变化在于反制体系的整体启动，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规则、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等制度过去更多起到威慑和预备作用，现在逐步转向可操作、可落地的工具组合。


中美经济关系因此呈现新的运行状态，外部单向施压的可预期性下降，双方在规则、市场与法律层面的对抗更趋常态化。


信息来源：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