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刘琦是在1965年下乡的，那时只有20岁，带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对“上山下乡”政策的憧憬，她从城市来到这个叫红柳圪旦的小村庄。

一到村里，她被眼前的一切惊到了，狭窄的土路、摇摇欲坠的茅草房、村里人粗糙黝黑的面孔，与她生活了多年的城市俨然是两个世界。

下乡第一天，她扛着锄头跟着村里人到田里干活，但不过几小时她就筋疲力尽，手上脚上全是磨出的水泡。

晚上躺在窄小的木板床上，她一遍又一遍地跟自己说，“熬一段时间，等能回城了，就再也不用过这样的日子了。”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她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

最苦的时候，村里有个叫刘三海的青年时常帮她，干活时，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搭把手，村里分饭，大家都抢着盛汤的时候，他悄悄把自己碗里的干粮留给她。

刘琦心里很感激，但那时候，她从来没想过和刘三海的关系会超越普通的帮衬，她并不是没努力过争取返城的机会。

那几年，她几乎每天去村头广播室查名单，盼着能听到自己的名字，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知青离开，有些人甚至下乡时间比她晚，她心里又急又慌。

后来家里的来信告诉她，由于家庭成分不好，返城名额压根轮不到她，当时，刘琦站在村头，眼泪大颗大颗地滚下来，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

渐渐地，她的盼头没了，再去广播室的次数少了，心思也变得淡漠。

但生活总要继续，村里人劝她趁早成个家。“人啊，总得找个依靠。”这样的劝说她听得多了，加上刘三海一如既往地对她照顾，她终于点了头。

婚礼办得简单但热闹。村里人都来帮忙，谁家有鸡杀鸡，有酒端酒，虽然没有多少像样的东西，但一片热火朝天。刘三海显然很高兴，虽然日子清苦，他觉得多了个陪伴的人，这一生也算稳了。

结婚头几年，刘琦渐渐习惯了这段婚姻的生活，虽然偶尔觉得不甘，却也没有别的办法。每天两个人下地干活，分工合作，总算把日子过了下去。

后来，刘琦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家里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刘三海变得体贴，忙里忙外，为这个即将出生的生命做准备。可是，当孩子出生时，一看到是个女孩，他的脸色当场就冷了下来。

刘琦本以为丈夫会逐渐接受，可是没有，孩子出生后，刘三海变得沉默起来，他对孩子也总是一副冷淡的模样。

起初刘琦还觉得丈夫是疲劳所致，可慢慢地，她发现每当提到孩子的事，他总是皱眉，不耐烦地转移话题，周围的村民也开始议论，说三海或许不满意这胎是个女孩。

还没等女儿长大成人，刘琦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这一次，刘三海公开表示：“得是个儿子才好，不然以后日子可怎么过？”

他每天信心满满地期待这孩子的到来，但当刘琦又生下一个女儿时，他当场没有说话，走到门外抽了好几支烟。接下来的日子，他不再遮掩自己的失望，常常责怪她“不中用”。

这样的冷言冷语让刘琦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她除了忍受，也毫无办法，孩子多，负担重，刘三海的态度却越来越消极。他开始经常外出喝酒，回来便是一顿抱怨，有时甚至语气变得恶劣起来。

家里的活计几乎全压在刘琦一个人身上，她早上点头就得起来干活，晚上忙完家务已经筋疲力尽。丈夫不仅没有帮忙，还经常给她添堵。

更让刘琦接受不了的是，他从远房亲戚家抱来了一个小男孩，说是帮亲戚带孩子，实则是将所有关注都放在这个男孩身上。

村里人私下议论：“三海这人心里根本没把刘琦和她的两个闺女当回事。”刘琦听了却只能忍着，她知道，没人能真正帮她改变这些现状。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重复，一年又一年过去，刘琦越活越压抑，时常夜里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三个孩子围着她转，可她不知道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吗？

到了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在贴春联，熬上一大锅饭热热闹闹，刘琦却坐在冷冷的屋子里，听着外面炸响的鞭炮声心如死灰。三海趁机借口出去喝酒，将整个年夜甩给了妻子和孩子。

那一天的夜晚，刘琦彻底崩溃了，她写了张便条，放在桌子上，上面只写了短短几句话，说这段婚姻是她一生的错误。然后，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

后来，村里人发现她留下的信时已经为时已晚，邻居们看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经常搭把手帮忙照顾。

有些老人提起这事的时候还会长叹一声，说刘琦这人苦了一辈子，但还是没熬过去。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刘琦的故事却依然偶尔被人谈起，像是一段久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