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张宗昌在济南遇刺身亡,留下二十五房姨太。大太太袁书饿分发大洋遣散众人,这群失去靠山的女人,最后的归宿极其反常。
话说那天袁书饿把大洋一个一个摆在大红木桌上,白花花的银元码了十几摞。她也不哭不闹,只是挨个叫姨太太们进来领钱,每人一百块。搁那时候,一百块大洋够一个小户人家过两年安生日子。领完钱的姨太太们有的抹眼泪,有的提着包袱头也不回地走了,院子里乱成一锅粥。按老话讲,这种没了男主人的姨太太,要么赶紧找下家再嫁,要么回娘家遭人白眼,命苦的沦落到烟花柳巷也不是稀罕事。可你要真以为这帮女人的结局就那么回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先说说最让人跌眼镜的三姨太。这位三姨太原本是济南城里唱柳子戏的,人送外号“小辣椒”,脾气暴得很。拿了遣散费之后她没回老家,反倒跑到济南西门的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猪肉。你想想,一个曾经穿绸挂缎的姨太太,天不亮就起来剔骨剁肉,满手油腻,吆喝起来嗓门比汉子还大。更绝的是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卖豆腐的光棍汉,俩人合伙开了个卤肉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人笑话她掉价,她叉着腰回嘴:“老娘自己的力气挣饭吃,比趴男人床上强一百倍。”
再说说七姨太和十一姨太。这俩人在张府的时候就关系不错,一个会刺绣,一个懂点中药。她们没像别人那样急着找男人依靠,反而用领到的大洋在芙蓉街租了个小铺子,卖起了香包和药枕。头几个月赔得叮当响,街坊邻居都等着看笑话。哪知道她们打听到济南几家大染坊的工人常年腰腿疼,就用艾草、花椒、桂枝配了个热敷包,免费送去试用。这一下可了不得,订单从几十个涨到几百个,两个女人愣是撑起了一个小作坊。到抗战爆发前,她们的铺子已经雇了十几个女工,成了济南城小有名气的“姐妹草药行”。我琢磨着,张宗昌活着的时候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那帮只会打牌听戏的姨太太,有一天能靠自己双手站在柜台后头算账。
最叫人感慨的还是大太太袁书饿自己。她没拿那笔遣散费里的一分钱,因为钱本来都在她手里攥着。按说她可以舒舒服服当个富家老太太,可她干了一件谁都没料到的事:她把张公馆改成了“济南女子识字班”,专门收留那些被夫家赶出来的寡妇和穷人家的闺女。她自个儿当先生,教认字、教算盘,还从七姨太她们那儿拉来活计,让女人们一边学一边挣饭吃。有人问她图什么,她说:“我跟了那个混世魔王二十年,看够了女人没了男人就活不下去的惨样。天底下哪条道理写了女人非得过这种日子?”
回过头看这帮女人的结局,说白了就是两个字:翻身。旧社会把女人绑在男人的裤腰带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死了丈夫就等于天塌了。可张宗昌那帮姨太太的故事偏偏打了这老规矩的脸,天没塌,地没陷,一群被人当成花瓶的女人,愣是靠自己踩出了一条路。卖猪肉的三姨太、开药行的七姨太和十一姨太、办识字班的大太太,还有后来当了小学教员的五姨太、学了助产士的八姨太……她们没有一个按那时候“正常”的路走,正常的路是什么?是赶紧找下家当填房,是回娘家被兄弟嫌弃,是坐吃山空最后穷困潦倒。可她们偏不,有的下了市井,有的进了工厂,有的拿起了书本。反常吗?反常。可这反常里头藏着一个理儿:女人从来就不是什么附属品,给她们一点钱、一点胆,她们能活出你想不到的样子。
当然也有人混得不好。听说十四姨太领了钱就跑去赌博,三天输得精光,后来下落不明。十八姨太被个假军官骗了身子骗了钱,最后疯疯癫癫流落街头。可话说回来,就算是这些倒霉的,那也是她们自个儿作的,怪不到“没了男人”头上。反倒证明了另一件事:女人自己站不站得起来,跟有没有男人养着,压根两码事。
张宗昌要是泉下有知,瞧见他那二十五房姨太太最后是这般光景,怕是棺材板都压不住。可历史就这么有意思,那些被当成战利品和玩物的女人,在他死后反倒活成了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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