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花了1.3万元，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还问蒋介石：“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

1930年底。那会儿蒋介石把张难先叫到南京，告诉他准备让他去当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难先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让他去给前任张人杰收拾烂摊子，当时浙江财政亏空厉害得很，地方上贪官横行。他当场就推辞了，后来接连推了五次，愣是没推掉，这才在年末带着家眷走马上任。这人有个特点，到了杭州那天，他穿着青衣小帽，跟家人挤在火车的三等车厢里，车站里那些官员全部涌到头等车厢那儿翘首等待，他倒好，自己悄悄跟着普通旅客出了站。当天省里给他安排在西湖边的官邸“澄庐”，他进去一看，金碧辉煌的觉得住不下去，第二天就跑到省政府附近城头巷找了个中式楼房，一家子住楼下，楼上租给省府的两个职员。

可偏偏在他刚忙完这么一大摊子事的时候，孔家的管家拿着一沓单据找到张难先办公室。那态度倒是不卑不亢，就说是夫人来杭州和母亲玩了六天，花了一万三千多元，想来把这笔钱给报了。说完就站在那儿等着。

张难先听完，把那沓单据拿过来翻了翻，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就说道：“钱有，那是浙江省全体民众的税钱。没有他们的同意，一分一厘都不能动得。”

孔家管家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但张难先这话说得一点毛病没有，他也不敢怎么样，回去就把原话告诉宋美龄了。宋美龄哪吃过这种闭门羹，那几天心情估计不太痛快，不过这事她也没办法当面发作，毕竟人家按章办事。

过了一阵子，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从南京坐飞机飞杭州，名义上是来视察工作，省市官员都在场等着迎接。

那天蒋介本倒也讲得很投入，大概意思就是国家现在用钱紧张，各位都要带头节约，精打细算，场面话讲了一通又一通。全场安安静静的，底下的人都在那儿配合着点头。

就在蒋介石慷慨激昂的时候，坐在底下的人里面站起了一位来。

正是张难先。

他不慌不忙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沓票据，走到蒋介石跟前说：“蒋委员长，尊夫人和老夫人之前来杭州游玩六天，一共花费了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三点九元，请问是在国库还是省府开支呢？”

刚才还在讲节约的蒋介石，这会儿被当众拿住了把柄。宋美龄坐在下面，脸上的表情估计也不太好。那些官员们谁也不敢吱声，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蒋介石铁青着脸，当场说了一句：“谁花的钱，谁负责。”

张难先一听这话，带头鼓起掌来，底下的人也跟着拍手，这才算把场面给应付过去。蒋介石表面上这么说，心里估计也是五味杂陈，但说出去的话也没法收回来。

张难先见过晚清那会儿衙门里的贪官横行的样子，打那时候起就恨透了这些人。他走到哪儿都在心里给自己留了一块灵牌，名字就刻在上面，意思是这一辈子要是不干净，他就自己了断了自己。这听起来像是故事里的事，实际上他真就这么干了，把那块灵牌挂在屋子里头，见人就拿给你看。

你要是了解他这个人，你就知道他不只是在宋美龄这件事上这么干。当年蒋介石三番五次要把两个人塞到浙江当官，一个是蒋伯诚，一个是周象贤，张难先查访之后发现这俩人劣迹不少，硬是一个不留地拒绝了。这就是他的脾性，你给他打电话说，他去南京当面跟你说，你再坚持他就把辞呈往你面前一摆，你看着办吧。

话说回去，自从那次被当众揭了短之后，宋美龄心里是又气又不服气。她暗地里找人去查张难先，想着这么大一个官，怎么着也得有点问题吧？可查来查去，派出去的人回来说这个浙江省主席是真没什么问题，简直找不出什么错处来。宋美龄是个认死理的人，她不信，决定自己去张难先家里走一趟，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她连随从都没带，直接去了城头巷那栋楼房。

推门进去她就愣住了。堂堂浙江省主席的家里头，比普通老百姓家还简陋，屋子没什么像样的摆设。院子里坐着个五十多的老太太正在纳鞋底，手上全是老茧。谁要是看了这副场景，恐怕也说不出什么“奢侈”之类的话来了。

张难先后来把家里的那块灵牌拿给她看，又当着她的面说了几句话。宋美龄走的时候，心里确实不怎么好受。她也看得出来，自己以前不相信有这样的人，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官场上她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嘴脸，当面说一套做另一套的人太多了，哪有干干净净的人呢？

张难先辞官回湖北那天，杭州的老百姓自发地排成长队送他。家家户户门口摆着一盆清水和一面镜子，这是夸他“清如水，明如镜”。结果走到半路上还碰上了劫匪，土匪们翻遍了他的行李，就找出二十块钱和一摞旧书，非但没抢，反而齐刷刷跪下来在河滩上把他送走了三十里。

我有时候想想那段历史，觉得人生在世也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老百姓能从十里八乡赶来送行，他的背后就必然有他独特的过人之处。可若是他活着的时候便受尽了各种误解与委屈，也绝不能再从百姓的水盆与明镜里，看到自己生前就早已模糊了的那些身影，那才是这个时代里真正悲哀的地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