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张发奎听闻昔日自己几位旧部被授予元帅时，感慨万千，早在北伐时期，张发奎担任了国军第四军的军长，这个部队不但战功赫赫，而且名将云集，而后来南昌起义时，起义的主力也是他麾下，只不过当时他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最终分道扬镳。
张发奎这人有个特点，他带兵不看出身，专挑硬骨头。叶挺从苏联回来没多久，就在他的力保之下接掌了三十四团，随后这支队伍顺理成章地蜕变成了威震天下的独立团。北伐一开打，这支“铁军”在汀泗桥、贺胜桥迎头撞上了吴佩孚的精锐。面对敌人凶悍的火力网，叶挺、贺龙这些年轻人带着将士们拿命往前填，硬是把不可一世的老军阀打得满地找牙。在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里，第四军上下其实没有那么多派系算计，全军被一种救国救民的纯粹信仰燃烧着。
那时候的张发奎，坐在军长的位置上，看着麾下这群虎狼之师，心里绝对是极其受用的。叶剑英担任他的参谋长，贺龙管着二十军，张云逸是二十五师的参谋长，就连林彪、陈毅、粟裕等人，当年也都在他的战斗序列里摸爬滚打。张发奎极其大度地放权，给予这些年轻党员极大的施展空间，这在客观上为后来中国革命保留并淬炼了一大批顶尖的军事骨干。
最惨烈的莫过于1927年的河南临颍之战。面对奉系军阀张学良手底下装备着坦克和飞机的王牌部队，北伐军一度陷入死局。关键时刻，黄埔奇才、共产党员蒋先云率领七十七团进行极其凶险的侧翼迂回，以血肉之躯破掉了敌军的重火力阵地，成功扭转战局，自己却壮烈牺牲。张发奎亲眼见证了这帮拥有坚定信仰的军人，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战斗能量。这支队伍的魂，其实早就被悄悄铸成了另一种颜色。
历史的惊天大转折，就发生在1927年那个阴云密布的夏天。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汪精卫在武汉紧跟着翻脸。整个神州大地瞬间陷入血雨腥风，原本并肩作战的兄弟，转眼就成了必须刀兵相见的仇仇。
就在各方势力都在疯狂“清共”的时候，第二方面军内部也迎来了至暗时刻。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彻底宣告了张发奎与其麾下最精锐部队的分道扬镳。起义的主力，正是他亲手带出来的老底子。得知兵变的消息时，张发奎在开往南昌的军列上气得捶胸顿足，他试图阻拦，甚至高声喝令部队停止前进，换来的却是聂荣臻鸣枪示警的决绝。
那一夜，他麾下三分之二的精锐力量完成了历史性的易帜。换作其他国民党军阀，面对这种级别的“背叛”，绝对会立刻展开极其残酷的内部大清洗。但张发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他把留在九江没去南昌的共产党员全部集中起来，不但没有动用私刑，还大方地发放路费，派专人护送他们安全离开。
这种在乱世里选择“枪口抬高一寸”的做法，极其难能可贵。他坦言自己看不起那些乱杀无辜的军阀作风，这份保留着人情底线的克制，为后来无数革命火种留出了宝贵的生机。但也正是这一次心太软、也太念旧的抉择，彻底暴露了张发奎在政治嗅觉上的局限。他极其爱惜这群能打仗的旧部，却完全无法理解支撑着这群旧部不惜掉脑袋也要造反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改天换地的伟大信仰。他终究没能迈出那关键的一步，固守在了旧军阀的阵营里，眼睁睁地错失了成为时代巨人的唯一机会。
南昌起义之后，张发奎的军旅生涯虽然还在继续，却再也找不回北伐时期那种摧枯拉朽的锐气了。国民党内部极其腐朽的派系倾轧，让这位原本满腔热血的将领处处受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依然选择奔赴正面战场抵御日寇，尽到了中国军人守土抗战的本分。但与此同时，他当年的那些部下，早已在敌后战场上把革命的风暴卷向了全国。
这里有个极其生动的历史插曲。1933年，张发奎在英国伦敦的一家医院看牙，凑巧遇到了同样在欧洲考察的张学良。两人此前从未谋面，却在病房里一眼认出了对方。张学良当时笑着感慨，说在河南打那场仗时，自己这辈子都没碰上过这么厉害的部队。两个昔日的战场对手在异国他乡的这番对话，从侧面极其直观地印证了第四军当年的恐怖战力。而张发奎听闻此言，心中的骄傲与失落，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岁月如梭，国民党政权最终被人民抛弃，败退台湾。张发奎早已看透了那个阵营的没落，他拒绝了蒋介石的登岛邀请，选择在香港深居简出，过起了彻底远离硝烟的寓公生活。
当新中国开国授衔的名单传到香港时，张发奎并没有像某些国民党遗老遗少那样破口大骂或酸气冲天。相反，张学良后来回忆起张发奎时，提到一个极其深刻的细节：张发奎非常得意，得意于自己手底下居然出了这么多新中国的高级将领。
1980年的春天，83岁的张发奎在香港病逝。消息传回北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亲自致电张家，留下了“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的沉痛哀悼。这简短的八个字，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画上了一个充满人情温度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