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统大特务沈醉这个人，老黑一直有个感观，此人极其聪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不老实。“不老实”在这里未必就是贬义词，也可以理解为“会来事、会讲话、会表演”。正因为如此，他写的那几本回忆录，一定要带个筛子看，因为他太会有目的地讲故事了，不仔细筛，你根本分不清哪些是亲历，是真相，哪些又是他给你演的一出好戏。
事实上，驳斥过沈醉的人很多，有些驳斥，直接来自他的军统袍泽，言辞之犀利，近乎指着鼻子骂了。
比如原军统北平站少将站长乔家才，生前就多次撰文批驳沈醉，说他的回忆录“不是道听途说，就是臆测编造，很多时候都把真相写反了”。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空口白话，乔家才专门举了关于黄埔一期的马志超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的例子。沈醉在书里写，是胡宗南把马志超推荐给了戴笠，戴老板对这个人选还很失望。但乔家才却拿出了当年戴笠与胡宗南的往来电报誊抄件，证明真相是戴笠自己屡次三番打电报，才从胡宗南手里把根本不想去的马志超硬要了过来。

如果说乔家才的指控是有硬货的正面交锋，那关于影星胡蝶的传闻，则更像是在岁月的蛛丝马迹下被逐渐证伪的“风流债”。
沈醉书里写得言之凿凿，说是从1943年以后，戴笠就霸占了电影皇后胡蝶，把人家金屋藏娇。这个说法流传极广，几乎成了不折不扣的“信史”。
然而，事实却经不起推敲。胡蝶本人的回忆录以及年谱都显示，她在重庆真正居住的时间只有十一个月，期间还一直随电影外景队奔波，丈夫潘有声也始终在身边经营生意。
对于沈醉的这个说法，胡蝶的亲人曾直接表达过愤怒。
1986年，胡蝶的堂弟胡业祥携夫人回乡，谈到沈醉这段文字时“大为光火”，夫人吕恩更是气愤地说：“沈醉见一加十，太可恶了，毁了大姐一生的声誉！”

在更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上，比如“李公朴、闻一多血案”，沈醉的笔触问题更大。
他在回忆录中试图为军统和自己洗脱干系，斩钉截铁地说这起暗杀案根本不是军统干的，甚至蒋介石本人事先都毫不知情。
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将是民国史的一次重大学术修正。然而，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站了出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直接戳破了这层窗户纸。程一鸣不仅是局内人，更是被蒋介石亲自点名去昆明“破案”的负责人。
程一鸣的回忆里铁口直断：按照老蒋的规矩，暗杀重要人物必须得到他的事先批准。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沈醉在讲故事的时候，会遮掩、会粉饰，也会抹黑。

沈醉笔下的人际关系恩怨，同样充满了带节奏的倾向，最典型的就是他对军统大佬郑介民的描写。
在沈醉的回忆录里，郑介民完全就是个既无能又贪婪，最终被自己和毛人凤联手做局挤走的失败者。但翻开官方的档案真实情况却大相径庭，郑介民并非灰溜溜地下台，而是高升为“国防部次长”，官位稳稳地压了“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头，后来更是执掌了统领所有特务机关的“安全局”。1954年郑介民就正式晋升为二级上将，死后追赠一级上将，而同期的毛人凤1956年死后追赠二级上将都还遇到障碍。

在一些看似不起眼，实则关乎个人品性的细微处，沈醉同样有夹杂私货的嫌疑。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有一出著名的“全武行”，是黄维与董益三的打架事件。沈醉在回忆录里绘声绘色描述，文弱书生般的董益三先给了黄维一巴掌，激得黄维“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还信誓旦旦判定，要不是有人拉着，这一拳下去董益三“不死也得重伤”。
历史学者后来分析，这段描写完全是沈醉对董益三的个人情绪在作祟。事情起因很简单：沈醉刚进功德林时，想跟昔日比自己低半级的老同事、如今是学习组长的董益三套近乎，送了一整条好烟，结果董益三不冷不热，“只拿了一支，剩下的又都丢还给沈醉”，让沈醉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他故意把黄维写成能一拳把人打死的武林高手，却在书中淡化了一个基本事实：被誉为“书呆子”的黄维，真要单挑一个在军统干了十多年行动工作的董益三，胜负恐怕不是他写的那个剧本。

还有一些争议，来自与他后半生沉浮密切相关的袍泽部下。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里，把自己1949年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行为，表述为主动选择走向新生。而他当年的一位部下，做过蒋介石上校侍卫的赵秉钰，却在亲笔回忆录《沈醉与我》中，言辞凿凿地说，30年前，我们在昆明是被迫参加起义。
甚至在他试图纠正外界虚构的时候，他的权威也曾遭遇挑战。
最著名的是小说《红岩》火了以后，大家津津乐道于江姐受刑的细节。
沈醉以亲眼所见的姿态指出，真实历史中提审江姐不是书里写的那样。
然而，他这份“目击者证言”很快遭遇了冷枪。
1984年，他出版《军统内幕》披露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特务身份，书刚出版，他就收到了一位女子的来信，信中直言：“我丈夫不是凶手！”——原来，他认定的凶手张静甫的遗孀站出来抗议，说他书里写错了，自己的丈夫不仅没有参与杀害杨虎城，反而是被保密局当作绊脚石灭口了。
这个反驳，也很能说明问题：当一个人试图垄断对过往的解释权时，实际上他并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