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胡乔木提议改称毛主席为毛泽东，黄克诚却说：“这样叫心里总觉得别扭，还是“毛主席”听着亲切。”

一九八一年春，一篇准备发表的讲话稿，卡在了三个字上。
胡乔木看稿，把文中的“毛主席”改成“毛泽东同志”。按文字规范说，这样改不能算错。可黄克诚看见后，心里一下憋住了。他不接受。不是耍脾气，也不是揪着旧称呼不放。他这一辈子从枪林弹雨里走来，太知道有些字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压在记忆里的。毛主席这三个字，叫了几十年，里面有雪地，有电报，有战场上的退与进。
事情的根子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京西宾馆小礼堂开中纪委座谈会，十四日开到二十九日，参加的人有一千多。黄克诚病着，开头没到。二十六日清早，他叫秘书给王鹤寿打电话，说自己要去讲几句。第二天，他到了会场，身子往前挪，湘音很重。话说得不花哨，身体不好，本不想讲，可心里有话，不讲不行。那时党内对毛主席的评价有点乱，有人把问题说得太狠，也有人一听批评就皱眉。黄克诚不愿走偏。他承认该分清是非，也坚持不能把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从中国革命里抽走。
讲话稿整理出来后，有人建议发表。黄克诚没有立刻答应，说个人讲话要拿出去，得请中央同志审查。稿子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后同意发表，又请胡乔木把文字关。胡乔木偏偏改了称谓。黄克诚这下坐不住。他说，自一九三一年毛主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大家就这样称呼他。换成“毛泽东同志”，道理上也许能讲通，感情上不顺，听着像熟人突然改了生分称呼。
邓小平知道这不是小题大做。他认为“毛主席”不只是一个称号，也包含党内外许多人对他的历史认同。于是称谓保留下来。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文章发表。纸上的三个字没有被换掉，黄克诚那股倔劲，也算有了落点。
这股倔劲不是晚年才冒出来。红军到陕北后，黄克诚曾因反对用过分严厉的办法整顿纪律，被降了职，实权也没了，只跟着队伍行军。毛主席听说后，专门找彭雪枫问情况。彭雪枫把原委讲清，毛主席没有急着扣帽子，倒说黄克诚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是个敢讲真话的人。这话听着不甜，却准。黄克诚像一把有毛刺的尺子，量别人，也量自己。
一九四五年九月，毛主席在重庆谈判间隙，看到刘少奇从延安转来的黄克诚电报。黄克诚谈当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眼睛盯着东北，主张派出足够兵力，不能小打小闹。十九日，毛主席回电“完全同意”。中央随即明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黄克诚晚年说，中央本来已有进军东北的考虑，但派十万人这样多的兵，是他较早提出来的。
四平一事，更能见人。一九四六年春，苏军从东北陆续撤走，黄克诚把三师十旅调到四平附近。三月十四日，十旅拿下四平，俘虏伪军上千。可形势很快变沉，国民党军从沈阳北上，兵力一层层压来。林彪在四平一线同敌军硬打，战场像烧红的铁板。黄克诚急了，连发电报，劝他适可而止。城市可以让，部队不能打光；到中小城市和乡村扎根，等敌人背上包袱，再回头找机会。林彪没回，他当时不明白。
一九五九年庐山那顿饭，旧账才露出一角。毛主席问他，四平是不是打错了。黄克诚没有陪笑，说敌人刚来时打一下对，等敌军集中重兵还死守，就不妥。毛主席说，当年固守是他的决定。黄克诚顶得干脆，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屋里大概静了一下。毛主席沉默后说，让历史和后人评说。话说到这个份上，还能坐在同一张桌边，这不是普通脾气。
黄克诚敬重毛主席，正因他见过毛主席在险处怎样转身。一九三零年打长沙，守敌增至十万人，红军两次进攻吃亏，毛主席主张撤，转向吉安、泰和、安福一带，赣西南根据地才慢慢连成片。一九三五年草地之后，张国焘拒绝北上，李特要红军大学学员南下，黄克诚坚决反对。毛主席处理得更稳，队伍先脱险，话还留余地，尽力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黄克诚服的，就是这种该硬时硬、该收时收的判断。
这种人对公家东西看得也紧。一九八零年，儿子黄晴结婚，工作人员说流行用轿车接新娘。黄克诚一句话挡回去，别人是别人，领导干部不能公器私用。新娘后来是用自行车接回来的，朴素得有点冷清，却干净。孙子黄健不到七岁，有次发烧又赶上下雪，司机心疼，想开车送他上学。黄克诚不许。孩子冒雪走了，没哭没闹。规矩这东西，最怕“就一回”，一回开口，往后就像旧墙裂缝。
一九八六年，黄克诚病重住院，清醒时还会拔掉针头，说病治不好了，别再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更需要的人。十二月二十八日，他走完八十四年。再看那场称谓风波，就不觉得只是文字争执了。黄克诚守的，是一段有血有汗的记忆，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心里那杆不肯弯的秤。报纸会发黄，掌声会散，可那句“毛主席”，还像冬天里热气，落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