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七个鬼子围在河边。枪都扔了，开始解裤腰带。他们以为，这下稳了，一个女人而已。三个月前，日军扫荡时，父亲被刺刀挑穿了胸膛，弟弟被活活摔死在磨盘上，母亲为了护着她，被鬼子拖拽时撞在门框上没了气息。她叫李秀英，不过20出头。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胜诉后说总算出了这口气）

如果人的肉身能做成一份证词，那“李秀英”这三个字，那37处刀疤就是最硬的证词。

李秀英那年才19岁，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农家姑娘，可短短几个月，家里的天就塌了。

日军扫荡进村那天，她眼睁睁看着父亲被刺刀挑穿胸膛，弟弟被鬼子掼在磨盘上没了声息，母亲为护着她，被拖拽时一头撞在门框上，当场断了气。

她成了村里没家的游魂，每天揣着半块硬邦邦的杂粮饼，在芦苇荡里钻进钻出。

那天她刚把游击队要的情报送到下游，返程走到河滩边，冷风刮得芦苇哗哗响。

她没提防，几双沾满泥的军靴已经围了上来。

七个鬼子，满脸横肉，酒气喷得老远。

他们眼里没有活人，只有待宰的牲口。

有人伸手扯她衣角，嘴里说着听不懂的污言秽语。

李秀英没退，脚边的鹅卵石硌得脚掌生疼，像极了母亲咽气时她掐进掌心的指甲印。

她怀里揣着家里那把用了十几年的砍柴刀，刀柄被冷汗浸得滑溜溜的。

鬼子们嘻嘻哈哈凑近，以为这回又是手到擒来。

可他们不知道，这个瘦弱的孕妇，早把命豁出去了。

就在那只毛茸茸的手快碰到她领口时，李秀英猛地矮身，砍柴刀带着风横扫出去，正砍中一个矮个鬼子的腿肚子。

惨叫声惊飞了苇丛里的鸟。

剩下的六个鬼子愣了瞬，随即嗷嗷叫着扑上来。

枪托砸向她的头，她偏头躲开，刀柄顺势砸在对方膝盖上，骨头裂开的脆响混着哀嚎，在河滩上炸开。

她没学过功夫，全凭着一股“不能让你们得逞”的狠劲。

刀刃砍钝了，就抡圆了刀柄砸，被人按进泥水里快窒息时，她一口咬住压着她的那只手腕，血腥味灌满口腔。

混乱中，她竟从一个鬼子手里夺过了刺刀。

芦苇荡里，石头、柴刀、抢来的钢刀，都成了她的武器。

鬼子们起初的戏谑变成了惊慌，他们想不到，这个肚子微隆的中国女人，能像母兽一样搏命。

恼羞成怒的日军失去了耐心。

刺刀一下下扎进她的身体，大腿、肩膀、腹部……她记不清挨了多少下，只觉得身体从剧痛到麻木，温热的血浸透了棉袄。

最后一下重重刺进小腹时，她眼前一黑，彻底没了知觉。

鬼子们骂骂咧咧走了，以为河滩上只剩一具尸体。

天快黑时，附近的乡亲发现了还有口气的她。

门板抬到鼓楼医院时，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见到手术台上的情形，手都在抖。

他后来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场抢救：37处刀伤，最重的一刀贯穿子宫。

按常理，这种伤活不来，可李秀英硬是吊着一口气。

或许真是那口“凶手还没伏法”的恶气撑着，她熬过了高烧，熬过了感染，只是肚子里那个三个月大的孩子，终究没能保住。

养伤的那阵子，约翰·马吉牧师举着16毫米摄影机，拍下了她浑身缠满绷带的模样。

这些黑白胶片，后来成了东京审判时指认罪行的铁证。

1946年，南京审判战犯谷寿夫，李秀英当庭解开衣襟，那一道道凸起的疤痕，比任何证词都有力。

法官席上一片死寂，旁听席里有人低声啜泣。

日子一晃到了90年代。

1999年，几个日本右翼作家出书，污蔑她是“假证人”，说南京大屠杀是编出来的。

这话传到80岁的李秀英耳朵里，老人气得手发抖。

儿女们劝她，年纪大了，别再折腾。

她却把拐杖顿得咚咚响：“我不是为自己争口气，是替那三十万冤魂争个公道！”

她又一次站了出来，这次手里没拿刀，捏着的是一纸诉状。

从东京地方法院，一路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这一打就是五年。

法庭上，她不用开口，那身伤疤就是最硬的证词。

法官问她是否坚持指控，她只说：“我这身子，难道是自己戳烂的吗？”

2004年冬天，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她胜诉。

消息传来时，老人坐在南京的老屋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几个月后，她安详离世。

晚年的李秀英，很少提当年的勇猛。

夏天穿短袖，胳膊上坑坑洼洼的伤疤露出来，邻居问起，她只淡淡说是旧伤。

她常说：“要记住历史，不是要记住仇恨。”

这话听着平和，实则比刀锋更硬。

仇恨烧久了，人会枯，可真相像河底的石头，永远在那儿。

她用19岁那年的搏命，换来此后一生的见证。

那37道疤，是刻在血肉上的史书，提醒着后来人。

有些事真真切切发生过，有些人拼了命，才让真相没被河水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