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青海西宁解放路两旁的商铺已挂上崭新的红旗，解放军战士正向各族群众宣传政策。一个身影踉跄着出现在西宁市党政机关门前，他身着一件磨得发亮的蒙古族羊皮袍，用生硬的汉语挤出几个字：“我叫廖永和，是当年西路军的红军营长，我要归队。”

主要信源：（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省政协历程）

1950年，青海西宁解放不久的街头红旗招展，解放军宣传队正忙着向各族群众讲解新政策。

人群中，一个穿着磨得发亮的蒙古长袍、腰间挂着羊骨铃的老汉格外引人注目。

他站在宣传站前，嘴唇哆嗦着，用生硬的汉语挤出几个字：“我叫廖永和，是当年西路军的红军营长，我要归队。”

周围的战士愣住了，没人敢信这个满身羊膻味的牧民，竟是十几年前失踪的红军指挥员。

1936年，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两万多人马在河西走廊迎战马步芳、马步青的十万大军。

廖永和当时是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才20岁出头，已是战场上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可西路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人烟稀少的戈壁滩、补给断绝、马家军骑兵的疯狂围剿，让部队损失惨重。

1937年1月的倪家营子战斗，廖永和在激战中右腿中弹，突围时跟不上队伍，成了掉队人员。

祁连山的雪窝子里，廖永和拄着木棍，和另外11名掉队战友相互搀扶前行。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单薄的棉衣挡不住风雪，磨破的草鞋浸透冰水。

12个人缩在木里地区的岩洞里，把最后一点粮食、皮带、兽骨都煮着吃了。

可土匪和狼群不断袭扰，战友一个个丧命，最后只剩他和14岁的小战士“火娃子”。

就在两人快要冻饿而死时，一个蒙古族大妈送来小米、麦面和盐巴，救了他们的命。

谁知大妈的丈夫是个奴隶主，发现廖永和是红军，竟要把他打死，经大妈阻拦后才改成抓去当奴隶。

“火娃子”也被强行掳走，从此下落不明。

廖永和就这样成了草原上的奴隶。

奴隶主逼他换上蒙古袍，学蒙语，干最重的活。

他白天放羊，晚上被关在牛棚里，稍有不慎就遭鞭打。

三次逃跑都被抓回，打断肋骨也不肯屈服。

最可怕的是，长期不说汉语，他连母语都快忘了，有时想说“吃饭”，张嘴却是蒙语。

他只能拼命在心里默念“大别山”“红军”这几个字，怕自己彻底忘了根。

这一熬就是十三年，直到1949年青海解放的消息传来。

听说“红军回来了”，廖永和趁奴隶主被哈萨克人袭击的混乱，解开一匹马狂奔向西宁。

近千里的路程，他靠干粮和草根支撑，走了18天才到。

可站在西宁街头，他穿着破皮袍，满口蒙语，哨兵根本不信他是红军。

幸好县委书记尚志田了解情况后，找来翻译才弄明白原委。

但当年西路军损失太大，战友大多牺牲，没人能直接证明他的身份。

廖永和急得掉眼泪，用蒙语说：“我想党，党来了又不认我，我只好回去当奴隶。”

这事惊动了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

为了核实身份，廖永和被安排进青年干部训练班。

他学习刻苦，思想坚定，还揭发了一个散布“马步芳要回来”谣言的奴隶主，帮组织稳定了民心。

1950年学业结束后，他被任命为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后来一路做到乌兰县第二书记。

归队后的廖永和，把当年被迫学会的蒙语和草原经验，都用在了建设新青海上。

他骑着老马走村串户，给牧民讲政策，帮大家分牛羊、搞生产，没人看得出来这个和蔼的区长，曾是被奴役了13年的红军营长。

在那些年里，廖永和常常一个人走到草原高处，望着远方发呆。

当地的牧民以为他只是在看风景，其实他是在辨认方向。

十三年里，他每天都会偷偷朝着东南方向望一眼，那是大别山的位置，是他出发的地方。

即便后来当了区长，他办公桌上始终放着一块从祁连山带下来的石头，上面刻着“不丢人”三个歪歪扭扭的字。

他说，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当过多大的官，而是在最苦的时候没出卖过一个战友，没说过一句背叛组织的话。

1973年，廖永和光荣离休，组织上安排他回安徽金寨老家安度晚年。

他常说，自己流落青海草原12年，是党第二次把他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

1995年，廖永和去世，享年78岁。

他的墓碑上刻着“红军西路军营长，失踪13年，归队后再战20年”。

如今在青海，老一辈牧民还记得这个“穿蒙古袍的红军区长”，他的一生就像祁连山上的雪，看似沉默，却在阳光下映出永恒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