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市长，正愁找不到能镇住特务黑帮的公安局长。陈赓：还记得中央特科那位神枪手吗？让那个被判过死刑的人来当，怎么样？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1949年接管上海旧警察局:陈毅任命首任警察局长）

1949年的上海，刚从炮火里挣脱出来。

解放军战士抱着步枪睡在南京路的人行道上，裤脚还沾着渡江时的泥点，路过的小贩停下担子，盯着这些不进民宅的队伍，半晌没说出话。

但这座当时全国工业产值占近一半的超级都市，表面平静底下却翻着暗涌，国民党撤退前撒下的五万多名特务像藏在弄堂里的老鼠。

青帮洪门的爪牙在码头和赌场重新活跃，溃兵换上便装混在人群里，连街角的咖啡馆都飘着听不清的窃窃私语。

陈毅市长坐在外滩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干部名册。

要管好这样的上海，公安局长的人选比打一场战役还难挑。

战场上的猛将未必懂怎么跟资本家周旋，搞土改的能手可能镇不住黑帮大佬，群众工作的标兵又未必摸得清租界留下的复杂脉络。

他揉着太阳穴，听见门响，抬头看见陈赓大步走过来，笑着说：“老总，还记得中央特科那个神枪手吗？”

李士英的名字跳进脑海时，陈毅的眉头松了些。

这个河北农家出身的年轻人，15岁参加革命，18岁就成了北方局最年轻的交通员。

1930年代初调到上海中央特科第三科，那是专门对付叛徒的“红色打狗队”。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清除叛徒王斌——没有照片，没有地址，只凭着一条名字，在霞飞路的咖啡馆、八仙桥的茶馆、四马路的书店蹲守了三个月。

最后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从一张集体合影的边角认出了目标。

行动那天雨下得很大，他跟着王斌的黄包车走了三条街，在法租界的一条弄堂里解决了任务，转身就消失在石库门的阴影里，连巡捕房的警笛都没追上。

但命运在1934年拐了个弯。

执行清除叛徒曹清澄的任务时，情报出了偏差，目标临时换了位置，撤离时被巡捕房围住。

法庭上他咬死自己是来上海寻亲的农民，因私仇动了手，可法官还是判了死刑。

他在狱里写了几十封上诉信，拖到抗战爆发，才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改判无期徒刑。

1937年8月日军轰炸上海，监狱围墙被炸开缺口，他和几个同志趁乱逃出去，一路乞讨到了延安。

在延安，他先是在中央党校学了马列理论，后来又被选送去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院深造。

回国时，他已经是从容应对复杂局势的干部，济南解放时，他带着人三天就建起了公安局，把地下党、工人代表和进步知识分子拧成一股绳。

户籍管理、交通管制、消防应急一套套制度很快落地，连国民党的旧警察都服气。

这些经验，正是接管上海最需要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

李士英上任那天，公安局的旧职员们挤在走廊里，眼神里全是试探。

一万四千多名旧警察等着安置，全部开除会让城市运转立刻瘫痪，全部留用又怕混进特务。

李士英没搞大清洗，先让原代理局长当顾问，宣布薪水照发，再慢慢甄别整顿。

有人私下说：“这个局长不像是来算账的。”

更大的考验在经济领域。

投机商们把证券大楼当成指挥部，电话电报响个不停，银元、大米、棉纱的价格一天跳好几次。

老百姓揣着一沓钱买不到半袋米，有人站在街角骂：“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李士英带着人蹲守了半个月，摸清了证券大楼的交易网络。

6月10日清晨，两百多名便衣警察分散在汉口路四周，等信号一亮，同时冲进大楼。

柜台上的银元、账本里的交易记录、墙角的通讯器材，全成了证据。

那天查获的三千多两黄金、三万多枚银元，相当于当时上海三个月的财政收入。

消息传开，物价慢慢稳了下来。

社会治安也在一点点收紧。

帮会势力不敢再公开收保护费，夜间巡逻的警察让女工敢独自走夜路。

10月庆祝解放大游行时，一辆挂外国牌照的汽车突然闯进队伍，李士英通过对讲机下令拦截，三个便衣冲上去把司机拽了下来。

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小声说：“以前外国人撞了人拍拍屁股就走，现在不一样了。”

那些关于“陈毅从牢里提死刑犯当局长”的传言，其实是张冠李戴。

真正的故事发生在三年后的哈尔滨。

陈赓大将筹建哈军工时，在档案里看到一个叫沈毅的弹道专家——曾留法学弹道学，在旧军队兵工部门干过，建国后因贪污被判死刑。

陈赓打电话给董必武，说这人手里有技术，杀了可惜，不如让他戴罪立功。

沈毅被带到哈尔滨时，手铐脚镣还没卸，陈赓让他先洗澡换衣服，说：“你的罪要罚，但本事是国家的。”

后来沈毅在小平房里没日没夜地翻译资料、计算数据，手冻裂了就往袖口上蹭蹭，带出了一批军工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