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问题，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毛主席和周总理曾经同意蒋介石台湾保留四个师军队，蒋介石邀请中共主要领导人访台，洽谈国家统一问题，可惜国共因领导人逝世，未能完成国家统一。


一九七五年春天，台北的空气并不轻松。
蒋介石已经老了，病痛把人磨得没什么锋芒，可他心里还压着一件事：台湾不能被外人拆出去，中国也不能永远隔着海峡喊话。
春节刚过，他秘密找来陈立夫，让他借香港旧渠道，向北京递话，可以请毛主席到台湾访问，谈国家统一。

这话听着像旧戏。那时曹聚仁已在一九七二年去世，章士钊九十二岁带病赴港，也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累倒于香港。
能走动、能传话、还能让两边都信几分的人，越来越少。
毛主席听到后，据说很高兴，可他的身体也差了，周总理同样重病在身。毛主席便交代邓小平，由他代表自己赴台。

事还没铺开，蒋介石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病逝。
那扇门刚露出一点光，又被时间合上。

线头并不是一九七五年才有。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这句话对蒋介石也刺耳。
第二天，叶公超奉蒋介石授权声明，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毛主席看到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这不是客气话，更像在乱局里捡出一根硬钉子：国共可以斗，台湾不能被外人拿去另算一本账。

台那边一度有推举“总统”候选人的动静，陈诚被看成可替换的人选。
毛主席却说，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细想不难懂。蒋介石再固执，也不肯公开配合“两个中国”。
北京看重的，就是这点底线。

真正让这条线往前挪的，是几个夹在中间的人。
章士钊一九五六年春到香港，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交给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转呈。蒋介石看后沉默很久。
一年后，他派宋宜山去北京探虚实。宋宜山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胞弟宋希濂又是国民党高级将领。

一九五七年四月，宋宜山到北京。周总理安排李维汉同他谈：两党对等谈判，台湾可在中央统辖下高度自治，台湾政权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进去，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美国军事力量撤出海峡。

宋宜山回香港后写了一万多字报告。
他对大陆建设写了不少赞许话，蒋介石读着不舒服，再碰上大陆政治气氛收紧，便觉得时机未到，谈话停住了。

曹聚仁接过这根细线时，场面又有些不同。
蒋经国两次找他，希望他同北京沟通。曹聚仁是文化人，和国共高层都说得上话。

一九五六年七月，他去了北京。周总理听完转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目的就是统一。
十月三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见曹聚仁。
毛主席的意思很直：蒋氏父子只要能抵制美国，大陆可以同他们合作；军队可保存，不逼裁兵，不急着简政，三民主义也可以在台湾讲，但不能派飞机、特务来大陆捣乱。

六十年代初，周总理把这一套想法概括成“一纲四目”。
一纲，是台湾回归祖国，其余问题尊重蒋介石和陈诚意见处理。四目里最要紧的，是外交统一于中央，台湾军政大事仍由蒋、陈安排；经费不足，由中央拨付；社会改革可以缓一缓，条件成熟再商量；双方都不派人破坏对方内部团结。

一九六三年，北京还借张治中这条旧关系，给陈诚递信。

最惹眼的，还是后来传出的具体安排。
蒋介石可带旧部回大陆，除浙江外另择省区定居，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甚至建议庐山供他办公。蒋经国可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外交和军事外，内政多由台湾方面处理，农业上坚持耕者有其田。财政缺口，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补上。
海军、空军纳入北京控制，陆军缩为四个师，一个放厦门、金门一带，三个留台湾。
厦门与金门合为自由市，做北京和台北之间的缓冲地。原有文武官员待遇不变，百姓生活只许提高，不许降低。
这些话不能硬说成签了字的密约,更像一张反复修改的草图，边角没压平。

四个师不是故事的全部，它真正扎眼的地方，是北京曾愿意在统一框架里留出很大的政治余地；蒋氏父子那边，也不是完全没动过念头。只是疑心太重，外力太深，六十年代中后期大陆风浪又猛，旧渠道说断就断。

到蒋介石晚年，局势更窄。
大陆国际空间渐渐打开，台湾能走的路越来越少。北京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讲“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一九七五年又特赦数百名国民党战犯和特务，还给其中一些人安排工作。蒋介石听了，心里不能没有波动。可他没有立刻伸手，老人的疑心、旧部的眼光、美国的影子，都在屋里坐着。

“四个师”和“访台”这两件事，既不能当热闹传闻一笑了之，也不能说成万事俱备只差东风。
它们更像海峡上曾经亮过的两盏灯，一盏在六十年代的密谈里，一盏在一九七五年的病榻旁。

灯亮得不久，却足以说明，很多被炮声盖住的话，其实有人认真想过。

只是人老得太快，时代转身也太急，香港旧渠道那头，也许还留着没来得及送出的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