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先遣连含冤遭押回新疆，将军亲自解绑对阻拦战士打了一耳光，这是为什么？
1949年12月，新疆迪化风雪刮了一夜，军区礼堂却灯火通明，三十多位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老兵等候改编命令，人们嘴里只有一句话：“得上高原立把功。”
和平解放后，新疆起义部队数量庞大，战史里常被一句“编入独立骑兵师”带过。可对这些来自帕米尔、昆仑、塔克拉玛干边缘的骑手来说，高海拔并不是传说，而是从小的生存环境。军区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
1950年春，中央确定四路进西藏，新疆方向一片空白。王震翻出一张旧测绘图，手指停在阿里，短短一句“把侦察线打通”，就把任务交给独立骑兵师。李狄三被任命为先遣总指挥，连长曹海林统兵，人数不到一百，民族构成却有七种。

物资拮据得可怜：每人两张羊皮、一床毡子、一支步枪和三十发弹。不少战士从叶城集市自己买马鞍，缝着旧号布当军标。有人调侃“像赶巴扎”，李狄三却回一句：“路修好了，巴扎就会大得多。”
7月31日清晨，先遣连离开于阗，沿苏巴什河向南。水势湍急，木筏被冲散，战士只能牵着马趟水。半天后，全连鞋袜冻成冰壳，只能点堆篝火再继续。
进入界山口那晚，温度掉到零下三十五度，牵引骆驼的嚼子都被冰霜粘住。一夜过后，牲畜死了一半。第二天清点口粮，折合下来每人只剩七天干粮，仍无人抱怨，大家心里都算过账——退回去也得七天。

10月，他们抵达扎麻芒堡，海拔4517米，四周空旷得连鹰都看不见。雪季提前，三批接济粮队被风暴逼返。高原灼光将战士的眼球灼出血丝，卫生员徐金全用雪球降温，又把锅底灰掺酥油抹在眼眶，简单粗暴却救了不少人。
漫长冬夜，食物耗尽，人马只能靠猎物与杂草度日。没有盐巴，大家把晒干的氆氇烧成灰拌肉吃；没有燃料，就拆卸马鞍生火。半年多时间，63名官兵倒在雪窝里，最年轻的才18岁。
1951年5月，增援部队赶到，阿里支队通过了先遣连踏出的石头路。军区在扎麻芒堡给他们戴上“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绶带，发勋章，也发白药，可浮肿的双脚和无名的坟包都写不进嘉奖令。

任务远未结束。1952年8月3日，先遣分队把最后一台电台安在噶大克山头，才算彻底收线。偏偏这时电台天线被狂风拍折，联络中断。喀喇昆仑另一侧的境外电台开始广播：这支“杂牌军已投靠国外势力”。
几天后，军区审查组赶到。马占山在灯下被轮番讯问，终于撑不住，含糊其辞地承认“听说有人想投奔”。口供一出，曹海林等40余名官兵被以“可疑分子”身份押往叶城，双手反剪铐在骆驼旁。
行至日土，数百名藏族群众自发送行，硬把哈达披满了缰绳。有战士哽咽：“我们不是俘虏。”押送排长低声回一句：“命令就是命令。”话音未落，郭鹏骑马赶到，挥鞭喝道：“谁准给功臣戴镣？”随手扇了排长一巴掌，亲自解开铁链。

一年拉锯式核查后，所有人复原带职，错扣的罪名随风而去，可这支连队再也没有整建制出现。很多老兵被分到生产建设第一师，种棉、修渠，把军功章塞进箱底，也没再提冰霜雪盲的往事。
1984年，自治区为先遣连补发平反决定书，时间尘埃落定。当年的碎石路已扩宽成国道，过往卡车扬起的尘土里，偶尔还能看到一块刻着“先遣连行至此地”的石碑。旅人匆匆，极少有人停步，可若没有那群人二十多个月的脚印，这条路或许要晚几年才会出现在中国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