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西南联大300多名师生徒步西迁。为防土匪劫掠，张治中致信湘西群匪。谁知土匪竟回信承诺保驾护航，最终师生们毫发无损地走出了深山。

主要信源：（海南日报——流亡的大学 不灭的火种）

1938年，北平丢了，天津也丢了，日本的飞机天天在头顶转。

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中国最顶尖的学堂，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搬到长沙合在一起，叫长沙临时大学。

可这才安顿没多久，南京又陷落了，日本人杀红了眼，长沙眼看也守不住。

学校下了狠心，要搬到更远的大后方云南昆明去。

从长沙到昆明，几千里的路。

有钱的教授和学生可以绕道香港、越南，坐船坐车。

可还有三百多个穷学生，兜里比脸还干净，根本掏不出这笔路费。

他们选了一条最硬的路——用脚走过去。

这条路要穿过湖南西部、贵州全境，一直到云南，全程三千五百多里。

湖南西部，也就是常说的湘西，那是出了名的险地。

山高林密，自古就是土匪窝。

官府的兵都不敢轻易进去，更别说这三百多个手无寸铁的书生。

他们穿着新发的绿军装，披着黑棉大衣，手里拎着长沙特产的油纸伞，乍一看像兵，可谁都知道，这群人是去读书的，不是去打仗的。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了这个烫手山芋。

要护送这群“国家的种子”安全过境。

他手里有兵，但他没派兵去清剿土匪。

他想了个法子，提笔给湘西大大小小的土匪头子写了封信。

信里没骂他们是匪，也没拿官威压人，而是叫他们“好汉”。

他说，如今日本人打进来，国家快亡了，这些学生是读书的种子，是将来救国的栋梁。

他们身上没钱，只有书和笔，对各位没有半点威胁。

都是中国人，拜托各位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高抬贵手，让他们过去。

这封信，没用省主席的官印吓人，反倒像是一个长辈在恳求。

信送出去了，队伍也出发了。

团长黄师岳是个中将，带兵打仗的老手。他看着这300多号人，心里直打鼓。

这哪是行军，简直是赶着一群羊进狼窝。

队伍从长沙出发，一路往西。

起初路还好走，进了湘西地界，气氛就变了。

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窄，两旁的树林黑压压的，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

走到沅陵附近的马底驿，天刚擦黑。

队伍在一条河边停下扎营。

对岸的山上，突然亮起了一点火光，接着是第二点、第三点。

没过多久，整个山坡上全是火把，密密麻麻，像一条巨大的火龙盘踞在那里。

火光照亮了半边天，也照亮了学生们惨白的脸。

所有人都醒了，没人敢说话，紧紧攥着手里的油纸伞，那是他们唯一的“武器”。

那一夜，没人敢合眼，心跳声比河水的哗哗声还大。

天亮了，太阳升起来。

等晨雾散去，山上空荡荡的，好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

直到一个当地老乡悄悄送来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大家才明白过来。

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信收到了，这些穿绿衣服的是文曲星，是去救国的，天王爷有令，谁动他们一根手指头，就是跟整个湘西过不去。

原来，昨晚那漫山遍野的火把，不是来打劫的，是来站岗放哨的。

过了湘西，进了贵州，路更难走了。

贵州的山路，全是泥，一下雨就拔不动腿。

很多学生脚上的草鞋磨破了，新草鞋又磨脚，脚底板全是血泡。

随队的军医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就是给学生们挑血泡。

闻一多教授也在这支队伍里，40来岁的人了，跟大家一样走路，没坐过车，没骑过马。

他在给家里的信里说，这辈子没吃过这种苦，但也值了，正好看看真实的山河。

走到北盘江边，麻烦大了。

连接两岸的铁索桥断了，十几个修桥的工人刚被江水卷走。

江水黄得像泥浆，翻着大浪，看着就眼晕。

团长黄师岳带着人四处找船，最后只找到几条窄得不能再窄的独木舟。

每条船最多坐五六个人，要在这么急的江面上渡过去，简直是在赌命。

黄师岳站在岸边，像个钉子一样钉在那里。

他手里拿着花名册，点一批人上船，眼睛就死死盯着江面。

船在浪里颠得像片树叶，他在岸上心就跟着悬在嗓子眼。

从早上守到晚上，他一步没挪，一口热饭没吃。

直到最后一名学生安全上岸，他才松了口气，最后一个登上渡船。

这一路，除了土匪没来惹事，老百姓却给了不少温暖。

在贵州玉屏县，城门口贴着告示，让乡亲们照顾这些学生，说他们是国家的宝贝。

沿途的村民，自己都吃不饱，还会端出热水，递上几个红薯。

这些读书人，把这次苦行当成了一堂大课。

学地质的敲石头，学社会学的跟老乡聊天，闻一多还带着学生收集山歌。

3500里的路，走了68天。

1938年4月28日，这支队伍终于看见了昆明的城墙。

300多个人，一个都没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