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正在接受改造的溥仪听说中国要出兵援助朝鲜，突然找到看守，撕开自己的棉衣，从里面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我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现在自愿上交国家。”看守拿过来一看，心里顿时一惊。

主要信源：（央视网——《国宝档案》之《镇馆之宝——田黄三连印章》 溥仪自述——我的前半生）

1950年，当听到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物资紧缺，全国人民正节衣缩食捐款捐物时，他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棉袄的袖口，心里起了波澜。

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曾经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也是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

几天后，溥仪找到了管教干部，说他有一件私藏多年的东西，想捐给国家，支援前线。

管教干部起初没太在意，以为也就是些旧首饰或手表。

可当溥仪脱下那件厚实的棉袄，从内衬一个缝得严严实实的暗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布包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布包一层层打开，一块温润剔透、泛着橘黄色光泽的玉石印章露了出来。

它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那是清乾隆时期的御用珍宝——“田黄三连玺”。

这块印章的来路，得从20多年前说起。

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那天下午，场面乱作一团，太监宫女们忙着装箱打包。

溥仪当时虽然心慌，但脑子很清醒，他知道这辈子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他没带那些笨重的金银家具，而是挑了一些体积小、价值高的细软。

其中，这方由整块田黄石雕成的三连玺，被他偷偷缝进了贴身的棉袄夹层和一件旧皮袍子里。

从北京到天津，再到长春当伪满皇帝，最后被苏联红军俘虏押往西伯利亚。

这20多年里，不管环境怎么变，这件宝贝始终缝在他的衣服里，连他当时的妻子婉容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田黄素有“石帝”之称，自古就有“一两田黄三两金”的说法。

而这方三连玺更是稀世珍品，它由一块完整的田黄石镂空雕成，三条活动的石链连接着三枚方章，链子与印章浑然一体，没有丝毫拼接的痕迹。

章体上刻着“乾隆御览之宝”等篆文。

在伪满皇宫里，看着日本人把东北的矿产和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溥仪虽然心疼，却敢怒不敢言。

唯有这件藏在身上的宝贝，让他觉得自己还保留着一点与祖先、与过去荣耀的连接。

1950年8月，溥仪被苏联移交回来，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刚开始，他整天提心吊胆，以为共产党一定会杀了他祭旗。

他甚至想过用这块田黄印章去贿赂管理人员，换一条生路。

但随着时间推移，管理所的政策让他慢慢放下了戒备。

这里不打不骂，每天就是学习、劳动、讨论。

特别是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溥仪看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中国。

在这个国家里，工人捐出工资，农民拿出粮食，连小学生都把压岁钱掏了出来。

这种全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景象，是他那个时代绝对没有的。

在他当皇帝的时候，老百姓躲兵役、避税还来不及，怎么会主动给国家送钱？

那一刻，溥仪心里那道防线松动了。

他意识到，这块象征着封建皇权的印章，藏在棉袄里对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与其做个守着旧物件的战犯，不如把它交给这个新生的、充满力量的国家。

当他亲手把印章交出去的时候，那种感觉与其说是解脱，不如说是一种身份的转变。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视国为家的“陛下”，而是一个在这个国家里犯了罪、希望通过实际行动赎罪的公民。

这枚印章很快被送到了北京，经由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宝级文物，随后被收入故宫北库的珍宝库中。

而溥仪，因为这一举动，加上在管理所里的积极表现，开始真正走上了改造之路。

他学着缝补衣服，在菜园里除草，甚至在图书馆帮忙登记书目。

以前他连碗都不会端，现在却能端着脸盆去排队打饭。

195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主席提议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

在所有名单里，溥仪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12月4日那天，当他听到法官念出“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名字，并宣布予以释放时，他在法庭上痛哭流涕。

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他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本《毛泽东选集》。

那个曾经拥有整个紫禁城和无数珍宝的皇帝，如今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自由人。

特赦后的溥仪回到了北京，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在北京植物园当一名普通的园丁。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花草浇水、施肥、松土。

这对于一个50多岁、身体孱弱的前皇帝来说，并不容易。

但他干得很起劲，因为不用再提心吊胆，不用再看人脸色。

有一次，他买了一张票，走进故宫博物院参观。站在那座熟悉的宫殿里，他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心里感慨万千。

以前这里是他家的后花园，现在他是来参观的客人。

当导游指着展柜里的“乾隆田黄三连玺”讲解时，溥仪就站在人群外围，静静地听着，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他没有上前去说那是他捐的，因为在那一刻，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靠宝物来证明身份的溥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