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约翰逊带领保守党赢得了八十年来最辉煌的一次大选胜利。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仅仅五年后，保守党就被选民赶下台，沦落到只剩一百多席的惨状。

无独有偶，2024年7月，凭借保守派与改革党的冲突，斯塔默带领工党以同样压倒性的优势重返唐宁街。然而距离今天不过一年零十个月，他正面对党内近百名议员公开逼宫、首相宝座摇摇欲坠的局面。不得不说，这种相似性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绝不是巧合。

要看清斯塔默今天的处境，得先把时间拨回去几个月。真正让党内对他的信任开始崩塌的，不是这次地方选举的惨败，而是更早之前曼德尔森的丑闻。这位被斯塔默亲手任命为驻美大使的工党元老，是连接唐宁街和华盛顿的关键人物。结果却因为与爱泼斯坦的旧日往来被翻了个底朝天，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岗位。

对于一个号称以“清廉、专业、稳健”作为执政招牌的首相，这无疑是巨大的讽刺。尤其是斯塔默将自己的招牌视为前任保守党混乱统治的替代品时，问题就被进一步放大。当然，这一幕在美国已经上演过。同样属于中左翼，号称“成年人回来了”的拜登现在情况如何，大家早就一清二楚。

从那时开始，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就没有停下来过。不过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党内虽然怨气冲天，却没有一位重量级人物站出来公开挑战斯塔默。原因不难理解。5月的地方选举近在眼前，所有人都看得出工党将要承受一场惨败。这种时候出头，等于把自己绑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输掉的不只是这次机会，而是未来几年的政治声望。相比此时跳出来抢位置，大家心照不宣地选择了等待，让斯塔默一个人去承担选举失败的全部政治代价。

果不其然，在5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了史诗级大败，或者应该说从未有过的失败。工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一口气丢掉1400多个席位，工党对威尔士地区的百年统治也土崩瓦解，沦为为威尔士民族党和改革党之后的第三小党；苏格兰那边的形势同样难看，以至于到了苏格兰工党领袖刚一开票就直接宣布败选的程度。

但真正让工党胆战心惊的不是输，而是输给了谁。一边是改革党在中北英格兰的工人选区横扫一切，摧毁了许多百年来效忠工党的工人选区；另一边是绿党在大城市的进步派选民中攻城略地，迫使工党丢失了相当一部分城市选区。

在这种情况下，斯塔默的潜在挑战者，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在5月14日辞去职务，正式开启了领导力竞争。而另一位重要挑战者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也宣布将参加同僚自愿放弃的议员席位，想要参上一脚。

不得不说，斯塔默本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律师。他擅长程序、注重细节、追求共识，这些品质让他在反对党时期能够清理柯尔宾时代的左翼遗产、重塑工党的体面形象。问题是，出色的律师未必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政治家的工作不是把每件事情都论证清楚，而是要在混乱中给出方向感，要让普通选民觉得“这个人懂我、代表我”。斯塔默偏偏给不出这种感觉。他执政这一年多，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忙忙碌碌的技术官僚，而不是一个有清晰主张的领袖。

更糟的是他左右摇摆的政治本能。砍掉老人冬季燃料补贴的时候，他得罪了工党赖以生存的低收入选民。但是在面临党内强大反对的时候，他又退缩了回去。这种政策上的反复横跳直接让他丧失了政治信誉。

但要把工党今天的崩塌全部算在斯塔默一个人头上，就有点过于苛刻了。斯塔默不过是症状，病根在更深的地方。过去三十年，西方中左翼政党的成功模式说穿了就一句话，靠全球化做大蛋糕，然后在不得罪资本的前提下分一点给劳动者。

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套模式赖以为生的物质基础就是崩塌了。工资涨不动，房子买不起，公共服务越来越差，移民问题撕裂社会，每一个矛盾都在逼着中左翼政党表态，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它没法真的回到老派社民主义那种“向富人征税、扩大福利”的路线。毕竟过去三十年它已经和金融精英、专业中产深度绑定。它也没法彻底拥抱身份政治和文化进步主义，因为那样就会彻底失去工人阶级选民。于是它只能继续在中间走钢丝，越走越窄，最后被两边同时抛弃。

甚至英国工党的故事在整个西方都在重演。比如西班牙桑切斯领导的工社党选择了一条偏左的路线，靠着和极左的“我们能”党以及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方民族主义政党拼凑出一个脆弱的少数派政府。

这个政府从组建那天起就在悬崖边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被推翻。在这一意义上，怕是斯塔默被换掉，工党的麻烦也不会真的解决。伯纳姆主张公用事业国有化和宪政改革，斯特里廷主张引入私营资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率，雷纳主张强化工人权利和放宽移民。每一种方案听起来都有道理，可没有哪一种能单独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工党究竟代表谁。



这个问题，英国工党回答不了，西班牙的桑切斯回答不了，丹麦的弗雷泽里克森也回答不了。整个西方中左翼，都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