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你放我这一次吧，这是我的饭碗，我要指望它生活呢。”退伍军人摆摊谋生，意外持刀将城管刺死被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他辩护律师的一句话引得全场人潸然泪下，更是让法院改判。他也因此保住了性命……那么，辩护律师到底说了什么？

主要信源：（央视网——城管队长遇害案疑犯翻供）

2006年夏末的北京，23岁的崔英杰站在一辆崭新的三轮车后，低头翻动着烤炉上的香肠。

他动作有些生涩，不时抬头张望，眼神里除了招揽生意的期盼，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这辆三轮车是他借钱买的，这份小小的烤肠生意，承载着他补贴家用的全部指望。

崔英杰出生在河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父亲有高血压，母亲患有心脏病，姐姐是聋哑人。

作为家里的小儿子，他初中辍学，早早尝到生活艰辛。

他曾怀揣抱负参军入伍，在部队获得过嘉奖，是个表现良好的兵。

但两年后复员回家，面对依旧家徒四壁的景象和父母日益衰老的面容，他只得跟随兄长来到北京，寻找出路。

城市很大，机会却并不垂青他这个只有初中文凭的退伍兵。

最终，他在中关村一家餐饮城找到了保安工作，每月1000多元的薪水，在扣除房租、寄给父母的钱后所剩无几。

为了多挣一点，他看到海龙大厦、科贸大厦附近小吃摊生意红火，便萌生了利用白天时间摆摊的想法。

东拼西凑，他置办了这辆三轮车和烤炉，开始了白天进货、准备、出摊，夜里上班，每天只睡几小时的生活。

虽然疲惫，但手里能多出一点活钱，让他觉得日子有了奔头。

这份刚刚萌芽的希望，很快遇到了现实最冰冷的碰撞。

他开张没几天，就曾遇到过城管，车子差点被收走。

那天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海淀城管大队海淀分队的副队长李志强，正带领队员在中关村一带巡查，整治无照经营。

当这支十几人的队伍出现在科贸电子城北侧路口时，气氛瞬间绷紧。

吆喝声戛然而止，小贩们手脚麻利地开始收拾东西。

崔英杰反应慢了一拍，他的摊子被迅速围住。

要求出示证照的声音不容置疑，崔英杰拿不出来，他只有满脸的惶恐和哀求。

他不断解释，车子是借钱新买的，是自己的饭碗。

但规定就是规定，执法队员开始没收他的三轮车和炉具。

绝望像潮水一样淹没了这个年轻人。

他仿佛看到沉重的债务、父母期盼的眼神、自己无数个日夜的辛苦，都要随着那辆车被抬走而化为泡影。

情急之下，他抓起了手边用来切割香肠的小刀，无措地挥舞，试图阻止靠近的人，声音带着哭腔请求把车留下。

执法人员一边警惕，一边安抚他放下刀。

对峙中，人多的一方最终控制了局面，三轮车被强行抬上了执法的卡车。

看着赖以生存的工具被夺走，崔英杰感到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断裂了。

他冲了过去，混乱中，他与副队长李志强发生了身体接触。

在激烈的情绪和本能的反抗下，他手中握着的小刀，刺入了李志强的颈部。

鲜血瞬间涌出，崔英杰愣住了，随即被巨大的恐惧攫住，转身逃离了现场，消失在错综的胡同里。

李志强被紧急送医，但终因伤势过重死亡。

他成为北京城管部门成立以来，首位因公殉职的执法人员。

而摊贩在冲突中杀死城管，在全国范围内也属首例，案件震惊社会。

逃亡10天之后，内心备受煎熬的崔英杰在天津向警方投案。

2006年底，案件开庭。

检方指控崔英杰暴力妨害公务，并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情节后果均特别严重，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律师认为，崔英杰与李志强素无冤仇，其动刀并非预谋杀人，而是在财物被没收、情绪极度激动下的失控行为，属于激情犯罪，不应直接认定为故意杀人。

律师向法庭提交了崔英杰在老家无犯罪记录的证明、曾经获得的优秀士兵证书等多份材料，试图说明他并非穷凶极恶之徒。

在法庭上，辩护律师的一席话后来被广泛传播。

他谈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谈到一个人被夺走谋生工具时的绝望。

更发出叩问，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让公民更幸福，还是更困苦？

这番陈词，将一个个案提升到了制度与人情、管理与生存对立的高度进行审视，引发了法庭内外的深思。

一边，是失去顶梁柱的李志强家庭，以及物伤其类的城管队伍。

有城管干部对媒体坦言，若崔英杰不重判，以后执法将更加艰难。

另一边，是无数能对崔英杰困境感同身受的底层民众，以及呼吁“慎用死刑”的法律学者和公众。

崔英杰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城市化进程中，市容秩序与个体生计之间尖锐而复杂的矛盾。法官面临巨大压力。

一方面，杀害依法执行公务的人员，性质恶劣，必须严惩以正法纪，另一方面，被告确有值得悯恤之处，且系自首。

最终，经过慎重审理，2007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崔英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听到判决，崔英杰表情木然，而他旁听的老父亲则泣不成声，不知有生之年能否等到儿子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