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大特务头子康泽被我军活捉了，中央军委当即发来电报：“将康泽送到华北，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

主要信源：（文汇网——他的被俘令中央兴奋不已，周恩来亲笔起草贺电，中央军委指示“加镣铐押送”，却为何最终获得特赦？）

1948年，在一处名为杨家祠堂的指挥所附近，战士们发现了一条隐蔽的坑道。

坑道内横七竖八堆着不少尸体，在翻查过程中，一名战士察觉到异常，一具“尸体”的嘴唇在轻微颤动。

将其拖出后，发现这是个活人，他脸上涂满血污与尘土，双眼紧闭，但嘴里一直用极低的声音重复着两个字：“投降”。

此人正是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蒋介石的核心亲信之一，康泽。

就在三天前，他还在电文中向蒋介石慷慨陈词，誓与襄阳共存亡。

康泽出生于四川安岳一个普通家庭，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在黄埔期间，他展现出对政治站队的敏锐嗅觉，积极靠拢蒋介石，并因此获得赏识，被选送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段留学经历并未使他转向共产主义，相反，苏联政治保卫系统的运作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他日后构建特务组织的思想来源之一。

学成归国后，康泽向蒋介石提出仿效苏联模式建立一套强化控制的组织体系，这一建议正合蒋介石巩固权力的需求。

1932年，中华复兴社成立，康泽是核心发起人之一，并为其命名。

此后，他深度参与创建了军事委员会别动队与三民主义青年团，逐渐掌控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青年运动系统。

别动队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实质是武装特务，用于渗透地方、清除异己。

三青团则旨在控制青年思想，吸纳成员。

通过这些组织，康泽在国民党内权势日盛，成为令人畏惧的“十三太保”核心人物，其地位一度与戴笠比肩，享有面见蒋介石的特权。

康泽长期把持特务与青年组织，树敌众多，引起了陈诚、陈立夫等党内实力派的强烈不满。

随着蒋经国逐渐被培养为接班人，需要接手三青团等系统以建立自身班底，康泽这位“老臣”便显得不合时宜。

1946年前后，他被明升暗降，派往国外“考察”，实则是为蒋经国让路。其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被逐步接管。

1947年，康泽回国，虽获国民党中常委等虚衔，但已远离权力核心。

为作安抚，蒋介石于1948年初任命他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镇守湖北襄阳、樊城一带。

这个任命颇为微妙，康泽虽系黄埔出身，但毕生主要从事特务与政治工作，缺乏指挥大兵团野战和守城的实战经验。

蒋介石许诺调拨给他的部队，多数正在其他战场作战，无法到位，他实际能指挥的兵力仅一万余人，却要防御鄂西北广大区域。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也预示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奉命进攻襄阳的，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是以勇猛著称的王近山。

战前，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特别指示，攻克襄阳的同时，务求活捉康泽，因其政治影响巨大。

王近山没有采取传统的先攻夺外围山地的打法，而是制定了“刀劈三关”的战术。

集中兵力猛攻西门外的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个要点，迅速撕开了缺口。

康泽原本将防御重点置于城南山地，在战役关键时刻，又因蒋介石一纸电令而仓促将山地守军撤入襄阳城内，这反而让解放军更快地完成了对襄阳城的合围。

1948年7月15日晚，解放军对襄阳城发动总攻。

战斗至16日下午，守军彻底崩溃。

康泽见大势已去，未选择“成仁”，也未试图突围，而是躲进司令部坑道，藏匿于尸体之中，最终被俘。

他被俘时第一反应是询问自己手臂的伤是否会致残，对生存的渴望压倒了一切口号。

康泽被俘的消息迅速传到延安。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特地发来贺电，称“活捉康泽，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紧接着，中央军委发出一道具体且不寻常的指令：将康泽“加镣铐”，由可靠武装押送华北。

他并非普通被俘将领，而是掌握国民党特务系统大量核心机密的人物，包括潜伏网络、行动模式、人员名单等。

加镣铐押送，既是防止其自杀或逃跑，也是防范国民党方面可能实施的劫持或灭口行动。

确保这个“活档案”能安全移交，为日后肃清潜伏敌特提供关键情报。

而国民党方面，为挽回颜面，曾一度宣称康泽已“壮烈殉国”，直至被俘事实无法掩盖。

被押送至华北后，康泽先被关押，后转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起初，他抵触情绪强烈，但管理所的人道主义政策与思想改造逐渐对他产生了影响。

他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甚至可以获得书籍阅读。

与想象中的严刑拷打不同，他面对的是持续的思想教育。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将康泽与溥仪并提，阐述了不杀战犯，给予出路政策的深远考量。

1963年4月，康泽被列入第四批特赦战犯名单，获得释放。

此后，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继续从事史料撰写工作。

1967年12月，康泽在北京去世，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