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传》

民国三十八年，神州陆沉。那一年，多少人卷起铺盖，挤上轮船，像一群没了窝的野狗，慌慌张张地逃到一个叫香港的弹丸之地。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在那群人里，有一个人格外扎眼。他叫唐君毅。

此人一副书生骨头，瘦得像根竹竿，说话温吞，走路也慢条斯理。可我告诉你，这人是疯子。一个不要命的疯子。

我们在重庆防空洞里办《理想与文化》的时候，他就这德行。外面是日本飞机的炸弹响得像炒豆子，洞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个人围着一盏快要熬干油的灯，还在争“心体与性体”。我骂他迂腐，骂他这时候还搞这些没用的。他呢？他不恼，只是睁着一双在黑暗里显得特别亮的眼睛看着我，说：“锦源，炮火毁得了城，毁不了心。我们要守不住这点东西，以后拿什么去见祖宗？”

那时我不服，觉得他是书呆子气。后来到了香港，看他为了办新亚书院，把老婆的陪嫁首饰一件件往外掏，把身上那件唯一像样的长衫送进当铺，换回几袋米给穷学生吃，我才晓得，他不是在嘴上说说。他是要把这身肉，拿去填那个文化的坑。

有一次，一个南洋富商拎着一箱港币来，说只要我们把校训“明德新民”改两个字，这钱就是学校的。那时候我们穷得连粉笔都要断了，唐君毅看着那箱钱，手都在抖。我以为他动了心。谁知他猛地把箱子一推，那声音像打雷一样，他说：“道不可鬻！纵使饿死，新亚还是新亚！”

我当时就在旁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这就是唐君毅。他不是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他只是觉得，有些东西比肚子重要。

他这个人，学问大得吓人。后来写了那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九境之说，把古今中外的学问像搭积木一样，搭起一座九层高台。我看不懂那些西洋的逻辑、东洋的空论，我只知道，他那是在替中国人找回失落的魂。他说自己是四川宜宾人，到死都要望着神州。这哪里是学问？这是乡愁，是刻在骨头里的痛！

我性子急，脾气爆，看不顺眼就要骂，不管是胡适还是蔡元培，我都敢开炮。但他不一样。他像水，又像火。平日里温温润润，谁都不得罪，可到了关键时刻，那股气比谁都硬。我们三个——我，他，还有牟宗三——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宗三精于思辨，像一把手术刀；我呢，像一把斧头，劈柴斩草；只有君毅，他像大海，什么都能容进去。我们吵，我们闹，他就在那儿听着，最后轻轻一句话，就把我们都给平了。

六十四年，他母亲在苏州去世。这个五十多岁的大男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小孩子，鼻涕眼泪一把抓，嘴里念叨着：“我没尽孝，我没尽孝啊。”那一刻我才明白，他那些顶天立地的学问，根子上是连着家里的那盏灯、那碗粥的。他把对娘的愧疚，都变成了那一本本砖头厚的书。

七十八年，他走了。肺癌。死在香港的医院里，手里还攥着《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校样。我去送他，那天香港下雨，冷得刺骨。我看着他那张瘦削的脸，突然觉得，这世上再也没人能像他那样，一边跟我争得面红耳赤，一边又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学生。

现在我也老了，回想那一辈人，死的死，散的散。当年在防空洞里，我们以为只要仗打完了，天就亮了。结果天亮了，我们却成了飘零的孤雁。好在，唐君毅这根竹子，硬是撑起了新亚的一片天。他死了，可他那点不肯媚俗、不肯卖道的精气神，还活着。

这世上，聪明人多的是，但像唐君毅这样，把“人”字写得这么端正的，太少。我晓锦源骂了一辈子，但提起唐君毅，我只想说一句：

真读书人，天下少有；真儒家骨，唯君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