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称杜润生为小脚女人，张劲夫仍旧提拔他，主席为何坚决反对重用此人？
1960年7月，第一批苏联专家踏上回国列车，北京西直门站的汽笛声让中科院的年轻科研人员心里一沉。外援骤然中断，实验室里缺图纸、缺零件，更缺能统筹全局的人。此时主持中科院日常工作的，是年届四旬的张劲夫。
大楼里一连几天灯火通明。张劲夫把各所所长召到办公室，话不多，只一句：“路还得自己走。”散会后，他把一份用铅字打印的名单放在案头，排在首位的名字叫杜润生。
提这个名字需要胆量。1955年，杜润生因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保守意见被点名批评，毛泽东当面讥讽他“像个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此后，杜被调离农村战线，低调隐身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做资料整理。可在张劲夫眼里，他懂农村、懂经济，更懂如何把科学研究与国家规划对接。

周末深夜，张劲夫走进杜润生简陋的宿舍，只说了三句话：“院里缺人，你来帮我。工作担子重，你要有准备。”杜润生沉默片刻，抬头答道：“只要有用，我去。”灯泡昏黄，两人达成默契。
没几天，任命文件出台：杜润生出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风声很快传到中南海，会客厅里，毛泽东翻看材料，眉头一挑：“怎么又是杜润生？”这句半带戏谑的质疑让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冷汗直冒。

隐忧很快爆发。那年秋天，苏联科学院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照旧用中文加俄文——请中方协助调查东北人参生长环境。值班人员未经请示，用“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名义回电。电报辗转上呈，竟搁进了主席的批阅篮。毛泽东批了两个字：“此人？”随即加注：“为何还让他掌管要害？”
张劲夫被紧急召来。面见中央领导时，他只陈述两点：一是杜润生不知此电报；二是经济与农业研究离不开他。周恩来听罢，对主席说：“人才难得，用与不用，影响大局。”最终决定：杜润生免去党组副书记，但保留秘书长职务，主持业务不变。
内部会议后，张劲夫对同事轻声道：“别让政治风浪打翻实验台。”这句半是提醒，半是托付。中科院的走廊里仍旧回荡着脚步声，显微镜下的实验标本没有因风波停摆。

时间往前拨回1957年初，反右运动阴云将起。张劲夫提前进京汇报，“科学家就像建设的心脏，割掉就活不成。”他用比喻打动了决策层。很快，一份特发文件下达：在境外学成回国的专业技术人员，暂不参加运动；需要处分者，须经中科院党组和中央批准。这个细则救下了不少稀缺人才——那年，下放的工程师只有其他部委的三十分之一。
紧接着是1959年的“四害”高潮。灭麻雀的锣鼓声震天响，生物所的年轻研究员在昆虫室摆满了数据，证明麻雀主要取食害虫。张劲夫听完汇报，连夜整理成八千字呈文，标题却只有一句话：“关于麻雀能否一律消灭的意见”。11月27日，他亲自送到中南海，在门口等候批复。
3个月后，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可改为消灭臭虫。”批文一经电报发送，各地纷纷收队。有人感慨：这是少数靠科学数据改变的群众运动，也是一场让无数庄稼获救的“安民令”。

几件事连缀起来，能看出一个简单逻辑：当政治风向与科研需求相左时，只要有人肯去沟通、敢负责任，总能留下一条通向理性的缝隙。张劲夫在中科院的几年，不是没有挫折，也有妥协，但杜润生得以继续钻研农村经济，众多科学家免于被打入冷宫，麻雀从“害鸟”到“保护”终获正名。这些结果并非传奇，而是一次次审慎的斡旋、一次次把科学语言译成决策能够接受的表达。
1961年春天，杜润生带着几个年轻研究员，奔赴山西基层调研合作化后土壤改良。临行前，他对同事说：“书房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田埂上或许有答案。”人群里，张劲夫挥了挥手，没有多言。风还是那样紧，他们只是在缝隙里种下一粒又一粒可以发芽的种子。